唐玄宗遍注三教。《孝经》《金刚经》《道德经》，这三部经典篇幅都不大，但关于儒、释、道三教而言，却都是根本性的经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说明，他的宗教方针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是一种三教齐一的方针。
在唐玄宗三教齐一的方针下，开元、天宝时期的三教讲论更多呈现出一种谐和、交融的意味。例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留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节，为此特举办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这次讲论中，玄宗明确提出了“会三归一”的建议，其时的宰相张九龄也提出了“万殊一向，三教同归”的说法，恰好是玄宗“会三归一”的注脚。这种观点，也是与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共同的。
唐玄宗时青城山道士刘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长学儒家经典，弟弟则奉佛，落发于武担山静乱寺，法号履彻。据其时宰相张说的记载，刘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观的静思院画了老子、孔子与释迦牟尼，张说评论说：“三圣同在此堂，焕乎有意哉!豁达之共同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能够别离信仰佛、道，这既是宗教崇奉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际三教合一的根底。
在唐代社会，各种宗教多元并存，除了释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传达。在彼此争辩与竞赛中，也彼此了解与交融。从宫殿到村庄，从居高临下的帝王，到村舍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关于民众而言，多种宗教的存在，安慰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日子愈加五光十色。
当着重内涵逾越的禅宗在唐代“一花五叶”，成为我国释教的干流，并深刻影响宋明理学的思维;当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经》《老子》与《金刚经》，并提出“会三归一”的主旨时，唐代宗教就现已使得我国的社会思维从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