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下面趣前史小编就为我们带来具体的介绍，一同来看看吧!
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当地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助，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致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带着家族,而家族的生活费则由官府财务供给,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并且上不封顶，“竭尽续给，不限年月”。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遥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田户租种，官员坐收渔利。
北宋实施官员高俸制，意图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清楚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量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能够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能够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只增了官俸，并且发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功能尊卑有严厉差异。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查核升官办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则的禄格收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部属部分的各类就事、办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纳贿和侵渔大众为生。
《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甚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穿。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峻，因此命令创建“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行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
但一起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纳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
其实，在国家经济条件答应的情况下，恰当添加官吏俸禄，进步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功德，但假如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法，以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力质量、品格寻求决议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在平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廉者是苟非吾之一切，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唯利是图，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
最明显的案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意图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他”(《宋史·向经传》)。其泾渭竟是如此清楚!
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仁慈的、片面的希望，而把实际中人道的复杂性看得太简略了，甚至误以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品格，何来“自重”!关于本来就没有的质量，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