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以为应当宽弛刑法，以降服益州人心。他还请出了四百年前宽弛刑法终究成果帝业的汉高祖刘邦同志作为典范。大伙都清楚，刘邦当年“约法三章”大获人心;更清楚刘邦是刘备等一切汉朝皇族的祖先。拿祖先来压人，说得又有几分道理，一般人就难以辩驳也不敢辩驳了。
但诸葛亮清楚不是一般人。他明确指出法正说得不对，“君知其一，不知道其二”。汉高祖当年宽弛刑法，是由于之前暴秦刑法过于苛刻严酷，所以其时宽弛刑法才干表现出新老板的广大仁德。而现在刘璋控制的益州，已经是无政府状态，紊乱不胜，乱世用重典，政宽则济之以猛，需求经过加强法制来重建遭到损坏的社会秩序，“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诸葛亮集》)。
诸葛亮建议实施德政，兼用威刑，从严治国，赏罚清楚，用罚来约束奸人作恶，用赏来为士人拓荒政治上的出路。
厉行法制，不光能收到按捺当地豪强的作用，并且能重建社会秩序，完成“上下有节”。
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典型事例。法正没有调查其时的社会状况与刘邦时期的不同，一味照搬古人，犯了教条主义的过错。而诸葛亮则因时制宜，依据年代和国情找对策，找到了开锁的仅有一把金钥匙。
诸葛亮的法制战略，在刘备的支持下，在益州得到推广，成为一项根本国策，蜀汉建国后也一向沿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