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作为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人，他有着深厚的草根情节，再加上受到历史上的帝王文化熏陶，造就了他复杂的人物性格。朱元璋始终怀疑儒生和官吏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始终不忘自己是淮西的布衣出身，当代人喜欢把他这个布衣情结描绘成草根文化与帝王文化两者复杂的结合。到了他子孙为帝时，属于草根情结这一部分便自然消退了。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如何表述自己这一布衣情结。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即位的诏书中，强调自己“朕本淮右布衣”，他在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颁布《皇明祖训》时，叙述自己的经历：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
这一段话表示他的早年经历使他深悉元朝末年“人之情伪”，即元末官僚机构腐败的状况，他在那几年游方僧的生活中，对这方面更有切肤之痛。
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草木子·杂俎篇》讲到：
“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要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春秋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岂不信夫。”
这里所说元末吏治腐败的状况，当是朱元璋曾亲身体验到的，有的称呼迄今仍流传在民间，如“人情钱”如今仍是农村家庭一笔很大的开支，“得手”“好地分”等词也在特定人群中流行。
故朱元璋在下文还强调“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
根据他过去的经历，他对儒生(即知识分子)、对官吏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惩治贪官污吏的锋芒是对着官吏以及儒生，而他需要建立一个新王朝，确立新王朝稳固的统治又离不开那些官吏和儒生。
在朱元璋手下为官，日子有多难?
从建国开始，他便急于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这一套制度，不仅是对着民众，更主要是对着官员，只有治官才能稳定社会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洪武元年，朱元璋与刘基有过一段对话：“一日，问基以生息之道，基曰：‘在于宽仁。’上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先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基顿首曰：‘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明通鉴·洪武元年》)
朱元璋这个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民行宽简之政，以息民力，以阜民财;另一方面对贪暴则讲“禁”字，尤其是官吏及地方富豪对民众的贪暴，要严加禁止。故朱元璋在刑法上的宽简是对民众而言，严禁是对官吏而言。
历代封建统治结构，都是君主通过臣子治理民众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官僚机构的管理是否有效，取决于官僚队伍行为的状况。故在朱元璋看来治民的关键是治官，把官僚队伍治好了，国家机器才能有效地运转，民众才能有一个安定富裕的生活。
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与刘基之间，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曾进行过讨论。朱元璋手书与刘基：“近西蜀悉平，称名者尽俘京师，我之疆宇亦日博广，前元以宽失天下，今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宽，遂恣谤骂国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见。”(《国榷》洪武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