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八日帖》 传为张芝之作。见录于北宋官刻丛帖《大观帖》
品鉴,这个词语的辞典意义,是评定鉴别。但是,这个词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艺术的标准问题,第二是作品的真假问题。本文只谈艺术的标准问题,试从古代人的做法中,梳理出比较重要的方面,为今人从事品鉴的艺术活动,提供参考。
好的品鉴,应当是先有艺术思想,这可以看作是品鉴的先决条件。其思想之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建立标准,也就是其所作品鉴之时,所执持的“度量衡”式之准则。
汉之后的六朝,前贤曾谓“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铃木虎雄、鲁迅),实际上书法艺术的自觉时代,也是这个时候才真正来临的。钟繇、王羲之这些书家的作品,有意为书法艺术之事,显然不同于汉魏以上时代的实用书写。与此同时,伴随着文学创作的总结,像文学选集如《昭明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文学批评的《诗品》(梁钟嵘)、《文心雕龙》(梁刘勰),书画艺术也有专门的品鉴之作,像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与南梁庾肩吾的《书品》。品评,也就是艺术自觉过程中,对艺术创作进一步充分认识的历史痕迹。
如果对现在可见的品鉴古籍,逐一寻检,我们会发现古人所为这门学问,之所以能传于世,关键之处在于,他们的品鉴一定是有思想性的。比如齐代谢赫《古画品录》,其“等差画家之优劣,分为六品”只是品鉴的方法,透过这方法再仔细查看会发现谢赫有分品的标准,也就是他的画学思想。用清乾隆时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话来说,谢赫“所言六法,画家宗之,至今千载不能易也。”可见,其“六法”通过了历史的检验,传之久远。谢赫的《古画品录》文字不过数千,但其“六法”思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却成为了中国画学的经典。这就说明了品鉴立心立意而后立言的要诀所在,也说明了品鉴的活动,其中的艺术思想之重要性。
至于现在能见的最早的以品鉴作书名的《书品》,作者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梁度支尚书)也是有艺术的思想贯穿其中,使得其书有鲜明的观点,也使其品评并非仅仅述事或记人。庾肩吾所品鉴的是“正草”之“能”,此为《书品》之核心要务。需要说明的,这儿所说的“草”指今草,“正”指隶书。庾肩吾既然圈定自己研究的范围是在这两种书体,又重点在书写这两种书体之才能方面作品鉴,那他的标准是什么,他是否也像《古画品录》那样贯穿一臻的思想?答案是庾肩吾正是如谢赫那样,在品鉴中表达自己的识见。
庾肩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想见解,这就是书法艺术家才能的发挥,依靠两方面,这就是“天然”与“工夫”,他在《书品》中“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这样的品鉴方法,所执持的艺术标准,即在于此。在他看来,最上一层是“凝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惟张(芝)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所以其品列张、钟、王三者为上上之品,而又作如此之论。其所持论,可见到庾肩吾的艺术思想,也即书法品鉴的标准。
庾氏所立标准,只有三个人即张、钟、王,达到了天然与工夫兼善的水平。就这三个人,也互有短长,他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又论述其标准所以能定贵贱高下的理由:“羊欣云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者入室矣。”
庾氏既立标准,也能公允执持。比如,他对自己的老师阮研,评价是“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钟,终成一体”,但以能评之,还是列在上之下等。对于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放在下之上品,对于右军另一位老师王廙,则放在了中之中品。对于像地位高的魏武帝,也只放在中之中品,并不会因地位而给他艺术上加以拔高。
唐人窦臮《述书赋》用庾肩吾的标准来品评庾肩吾,则是意外:“肩吾通塞,并乏天性。工归文华,拙见草正。徒闻师阮(阮研),何至辽敻。使铅刀之均锋,称并利而则佞。”窦臮以“天性”“广博”为标准,给庾肩吾差评,那真是标准一样,而结果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