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铺叙，不足百字，却是华元形象最突出生动之展现。前有狂狡、羊斟映衬；后以对话、歌谣刻画，华元宽和大度、诙谐可亲的形象至此鲜明确立。
儒而不立，忠而无谋
在大棘之战中，我们见到了宽和大度、诙谐可亲的华元。不过这种性格若是表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却成为战败丧师的致命关键。
大棘战败，被俘虏的华元在宋国派人赎回之际即自行逃归，《左传》对此事并未予以评价，只记录了“华元逃归”四字，所以我们无法推知当时的情况。事实上，深陷敌营、凶险难料、私自逃脱，这些虽然不是光荣之举，但不失为权宜之计。正因如此，《左传》并未批评，只是华元身为一国执政者，此举难免有失国体，予人行事欠考虑的印象，让部属对主将的威势和信誉产生质疑。
我们再看大棘之战的现场：宋国阵营先有以自卫武器搭救敌人的狂狡，后有擅自驾车冲入敌营的羊斟。而大棘之战有明叙，亦有暗写，暗写的部分正是华元欠缺治军的能力。狂狡的举动，暴露华元的军队严重缺乏教育和训练；羊斟的行为则显示华元带兵处事的轻忽粗疏。
《东周列国·春秋篇》华元剧照
华元治军不严、宋军军纪松弛，《左传》对此不著一字，却用“君子曰”断狂狡之罪、建城者歌华元之过，可见，全文主旨在弦外。换言之，表彰宽和诙谐的华元是《左传》叙述的主轴，至于华元的才疏性粗则是副线。这主轴副线一明一暗、相互映衬，除了清楚地呈现出大棘之战的过程和宋军失败的原因，其间人物个性鲜明，主将华元形象尤其突出、有血有肉。
事实上，早在文公十六年，华元甫登场之际，《左传》即对其特质作了暗示。文中明确地交代了华元初任右师的时间，也暗暗说明了其执政时期宋国国内的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宋国是殷商后裔，在王位继承方面承袭“兄终弟及”制度，造成公族争权夺利，国内纷争不断。宋成公卒后，宋昭公即位，此时宋国六卿当中，桓族占其三，戴族占其二，宋昭公便计划削减公族的势力，不过最后反遭穆、襄二族攻击而落败，之后与宋昭公不睦的襄夫人又借着戴族势力，剪除了孔叔、公孙钟离、公子卬等宋昭公党羽，更趁宋昭公至孟诸田猎时加以杀害。如此“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政局，难怪公孙寿要辞掉官职来保全家族性命。
《东周列国·春秋篇》华元剧照
内乱常常是外患的起源。宋昭公被弑次年，晋国派荀林父兴师问罪，宋国以贿赂的方式，与晋国结盟于扈，此举虽然将晋师请了回去，但却埋下了楚国将来征伐的祸端。
在此内外交迫的艰险时局，华元身为右师，位同执政。《左传》于此间仅记录其官职，似乎正暗示着华元对内袖手旁观宋昭公被弑，对外冷眼看待贿赂晋国消灾的事实。华元初执掌国政即面临宋国剧烈的混乱，若非雄才大略之人，自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左传》对此并未予以谴责。
然而，针对“厚葬宋文公”一事，《左传》则给予华元以严厉的批评。“文公卒，始厚葬”，华元逾越礼制厚葬了宋文公。我们都知道，宋文公得到襄夫人的帮助，篡弑而自立，即位后又杀了同胞兄弟须、及昭公之子以绝后患。华元身为右师，不曾诤谏；宋文公死后又破例厚葬，使宋文公承受僭越的罪名。因此，《左传》评价其“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确实是相当公正的。
综上所述，华元对内面对公族的蛮横、部属的疏忽，未曾积极处理，导致朝纲不振；厚葬文公，更是破坏礼制的不智之举，充分显示华元行事疏漏的缺点。成公十五年华元因桓族之乱出奔，此时他被后世评价为“儒而不立，忠而无谋”，事实上，这个评语用在华元执政之初或许更加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