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本书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完全无迹可寻。透过亚里士多德的其他作品，我们也可以猜测书里说了些什么。更有甚者，在二十多年前，理查德·扬科（Richard Janko）大胆地重提了更久之前的一个观点，即一篇名叫《喜剧论纲》（Tractatus Coislinianus）的短篇论著（被收录在10世纪的一个手抄本中，目前保存在巴黎）其实是对《诗学》第二卷的框架总结。若果真如此，这便证明了这本书的确是针对喜剧的文体分析，同时它也讨论了（喜剧中）笑的起因，这涵盖了言语和举止两大方面，比如“利用粗俗的舞蹈”，或者“有权自行选择的人因小失大”的场景。
不过这一立论的拥护者一直都寥寥无几：主流观点认为，《喜剧论纲》是一篇混乱的平庸之作，其作者可能是拜占庭人，文中充其量只保留了亚氏思想的些许痕迹，而且它们大多是几易转述、经过加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本失传之作是不是真的记载了古代贤人对于笑的见解——以及是否就像斯金纳所说的那样，它对让我们倍感好奇的希腊笑声之谜，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肯定给出了解释”。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迹象能够佐证这一判断，甚至有些说法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迈克尔·西尔克（Michael Silk）一直都竭力否认亚里士多德对于古代的笑的影响——借用他的刻薄之言来说，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笑的妙语箴言”会失传，继而又被“后来的古代哲人们彻底无视”呢？尽管这可能看似有些让人沮丧，但西尔克断定，“亚里士多德关于笑的全部或大部分言论其实都很浮皮潦草——或许《喜剧论纲》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而且被人们忽略的也并不是什么金玉良言”。
谁知道呢。这般干脆的摒弃可能对亚里士多德并不公平。但是我们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正是《诗学》第二卷的失传（当然是在这卷著作真实存在的前提下）促成了它在现代的名声，也夸大了它在古代的影响力。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是两个因素的共同发力：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对那些遍寻不着的书卷倾注了许多心血；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因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我们就能更轻易地按照自己的意图来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其实，就像西尔克所说的那样，很可能《诗学》中的“喜剧理论”主要归功于现代亚氏拥趸们的创造热情，而非亚氏本人的观点与思想。事实就是，它们的确无迹可寻。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不能代表“笑的古典理论”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现存的亚里士多德对于笑的言论时，也会产生和一贯看法截然不同的印象，而且更多是感受到其杂糅性。这些言论中有许多关于笑的见解，但是没有任何与笑的理论沾边的东西——毕竟理论得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模型，一个明确的方法论，还得有一套针对主题提出的论点。亚里士多德确实针对其他话题提出了强有力而又成体系的理论框架，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笑的问题上也这样做到了。在亚氏就笑的问题提出的见解中，最长的一篇被收录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里，其在这本书的现代版本中占据了几页篇幅；在这篇文章中，他像往常一样，依然专注于找到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良性中道。言辞巧妙或诙谐（eutrapelos）是“自由人”（eleutheros，英语中一般将其拙劣地译为“gentleman”，即“绅士”）的优秀品性。过度的玩笑是丑角（bōmolochos）的标志，不苟言笑则是粗人（agroikos）的标志：这两种情况都要避免。不过，我们所谈论的“笑的古典理论”中的两点主要内容是在别处找到的。
人类是唯一会笑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人体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膈的作用）时，提出了这样一条补充论断。在一段迂回曲折的论述中，他断言道：“人们之所以怕被挠痒，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的皮肤十分细嫩，二是他们是唯一一种会笑的活物。”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笑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属性。尽管传统的观点认为他这方面的“理论”中的确有如此论调，但他确实并未将人定义为“会笑的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