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溘然长逝。年仅19岁的赵顼登上皇位，史称宋神宗。
早在赵顼居东宫之时，记室参军韩维便时常向他提起王安石及其学识，也正是因为这样，神宗对于王安石印象颇为深刻。
良禽相木而栖，良臣自然也是相主而佐。在他继位后不久，便起用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春初，在畅谈治国之道时，这样一段对话在君臣之间展开。
神宗道：“朕知你已然久矣。多数人都不太了解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之道，不懂得料理时务。”
王安石回答说：“经术也可以用来经世务。如若无法经世务，那么经术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回答，让神宗非常满意，他继续说道：“朕很是欣赏你，但凡有想向朕建言献策之处，一定不要惜言。你觉得如今若要富国强兵，该从何做起？”
王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是当下最迫切的要务。”
君臣之间志向之契合，由这段对话或可见一斑。不久之后，王安石便被神宗拔擢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由此得以推行变法，对于改革之路的险远，王安石自是心中有数的。
然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见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正是凭借着坚定的经世之志，他才得以一步步将经世之道付诸实践。
经世致用的荆公新学
荆公新法的理论源泉建筑在其新学之上，而新学的核心便在于经世致用。北宋中期，儒学思想各派并起，新学在其中颇有分量，并一度成了具有独尊地位的官学。
自唐初以来，儒家学说流于注疏，在思想阐释上难有起色，中唐以降，虽然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思想颇有独到之处，但在社会上更为流行的，还是佛学与道教，总体来说，儒学在唐代处于低潮。
然另一面观之，中唐以降，藩镇割据、边疆不宁、财政捉襟见肘，这又促使士人思考儒家学说中的经世之道，身为朝廷大吏的杜佑，在《通典》中，通过梳理上古以来的各项典章制度，来提倡一种经世实学，而刘晏等理财官员处理王朝财政方面的经验，同样丰富了儒学中经世之道的内涵。
凡此种种，都成了王安石学说的思想来源。
加之五代十国征伐不断，军人专权，致使宋代统治者有意抬高士大夫地位，以此保证政治秩序稳定，这更给予了王安石实践所学的重要平台。
总之，井忪新学，绝非只是坐而论道，而是有着极强的实践色彩。荀子所说的“儒者在朝则美其政"，在王安石身上有着极强的体现。
不过，在当时的道学派眼中，王安石的新学思想有悖于正统的儒学，其言其说近乎法家，字里行间充斥着浓重的功利思想。
对此，史家萧公权便指出：“北宋政治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的功利思想。此派之特点，在于性理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其代表多出江西、浙江。”可谓是道出了理学与新学的根本分歧所在。
新学之尚法，表现在很多层面上。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法指“发令告诫"，这自然也在王安石的关注范围内，但他关注更多的则是广义的法即“法度刑政"，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唯有重法令告诫，令行禁止，才能保证国家的正常运作；唯有明法度刑政，注重国家体制的建构，才能从制度上保证足财用、安民生。在具体的施政布政之时，王安石则汲取了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
在一次奏对中，王安石曾如是对神宗说！“商鞅的耕战之法，司马迁所记不过数行文字而已。法令简而精要，则属下容易遵从实行，若繁琐而不要，则于下难以遵行，于上难以考察。”就学术表达而言，荆公之学也颇显法家的色彩。
其作品在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严密的逻辑性，呈现着韩非子、荀子式的文风。
在他呈给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指出北宋人才选拔重诗赋记诵，官吏任用重资历的问题，为新法的施行埋下伏笔。身处北宋中期，真宗、仁宗朝以来的积贫积弱让王安石感怀颇深，也使得他决心从理财富国人手推行变法以图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