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处理事情的差异性，主要和两部分原因有关。
一方面是出生的差异而导致观念上的差异。高适出生于贫苦百姓人家，20岁就仗剑出门闯荡天下，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高适很愿意珍惜。而杜甫的成长环境是很优越的，除了在长安北漂10年日子不好过以外，其他时间杜甫的人生是非常顺利的，甚至因为衣食无忧，加上个人才华横溢，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法。他的现实主义是儒家思想教育和现实生活感受的双重逼迫的结果，单从他的生存环境来看，35岁以前的他，对人生和社会还保藏着许多真善美的想象。这两者并不冲突。前者塑造了他的价值观，但后者构成了他的生命底色和看世界的直觉。
另外一方面，这时候，杜甫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每月不多的薪俸，杜甫要寄往家中，他在长安的十年，是长年吃不饱饭的十年，是愁肠百结的十年。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他还经常为百姓的贫苦生活着急上火，如此长期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彻底消耗了他的能量。在751年的秋天，他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加疟疾，并且落下了深深的病根，在以后还多次复发。这十年里，倘若不是好友郑虔时常接济，杜甫在长安是活不下去的。
朝廷听取了他的要求，改任他为右卫率府曹胄参军，做了兵甲仓库的保管员。这时候，他的长子宗文、次子宗武已经相继出生，家里很需要钱，所以他把钱都寄往了家里，他在长安的生活依然困窘。
等长安的生活安定以后，他回奉先探望家人，在回家路上，他直接目睹了人民生活的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路上的见闻写照。
这是以前的清平盛世之下，四方游历之时所没有见到的场景。杜甫心有不安，早些年，他曾写过《兵车行》，那是他第一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结合这些年在长安的见闻思考，他由衷的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危机即将到来。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杜甫是好样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他说自己一年到头，都在为老百姓发愁、叹息，想到他们的苦难，心里像火烧似的焦急。尽管同辈文人对他冷嘲热讽，他却不以为意，反而更加斗志昂扬。
一个人在穷困危难之际，还义无反顾地热爱他的国家，尽管能力有限，但是他依然矢志不渝地在为这个国家的百姓而忧虑，真诚地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好一点，这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富兰克林曾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后来被许多知识分子默认为“哪里有富贵，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而早在一千多年前，杜甫就用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笔，有发声的渠道，这是他和普通老百姓所区别的。在此之下，他有两种选择，其一是用这支笔去钻营名利，其二是用这支笔为百姓发声，为世间的公平正义、民间的苦难奔走疾呼。杜甫毫无疑问选择了后者。尽管那一年，杜甫的家境已经相当之穷困：刚出生的儿子都饿死了。
杜甫的预感没有错，一个月以后，安史之乱爆发。
这场突如其来的叛变让整个唐帝国的统治阶层措手不及，唐玄宗火速命令哥舒翰守卫长安门户潼关的时候，潼关就已经被攻陷了，一个月后，长安沦陷。唐玄宗仓皇出逃。杜甫离开长安。
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文坛很多文人的命运，包括王维、贾至、王昌龄、郑虔、张垍、韦见素、房琯等等。为了躲避战祸，杜甫带家人搬到白水，寄居在舅舅崔顼（音同须）家中。
而另一边，哥舒翰的军队在潼关和安禄山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杜甫一直乐观地相信他能守得住，还写诗狂吹哥舒翰，哪知这个气球不堪吹，没多久潼关还是失守了，哥舒翰投降。
杜甫再度举家搬迁，流亡的队伍如过江之鲫。可能是连日过度的疲惫和担惊受怕，走到半路，他一头栽进了路旁水沟的蓬蒿丛里。起初，家人们还没发现他走丢了，走到半路，才突然发现杜甫不见了，杜甫的表侄王砅（音同利）掉头去寻找才避免了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