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史上，影响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因素至关重要。隋唐五代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成为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因。科举文化对于隋唐五代的图书类型、图书复制技术、图书贸易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这一时期极富特色的图书出版景观。
一、科举考试类图书大量涌现
科举制度首创于隋朝大业年间，唐沿隋制。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大批身处乡野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读书仕进的希望，读书考试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要读书考试，必须有书可读。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对图书的需要是一种巨大的出版动力，于是，与科举有关的图书应运而生。根据不同的考试内容，考试用书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类：
1.童蒙读物主要指初入学的儿童读物，包括小学、字书、韵书和“兔园策”之类。
首先，识字类图书。小学、字书和韵书属于识字类初级图书，主要是帮助入学儿童识字、识音。早在唐代，这类图书就被大量刻印。
其次，“兔园策”。它是指按照考试科目而设计的一种模拟试题图书，相当于今天的模拟考试卷。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记载：“《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李恽是唐太宗的儿子，“仿应科目策”就是模仿科举考试的形式，设计模拟试题对学生进行考试训练，这也许是“中国式模拟考试”的最早记录。据称杜嗣先的《兔园策府》残卷还在敦煌经卷中发现过。五代以后，“兔园策”在乡村私塾教学中普遍使用，甚至到了家藏一本的程度。可见，“兔园策”之类的童蒙考试图书在初唐至五代已相当普及。
2.儒家经典唐代的科举考试有明经一科，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即所谓“帖经”，儒经的熟悉与否是能否高中进士的关键，因此，儒家经典是当时知识分子必备的指南类考试图书。
在唐代，常考的儒经有九部：《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其中，依据文字多少把《礼记》、《春秋左氏传》称为大经；把《诗经》、《周礼》、《仪礼》称为中经；把《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称为小经。而且，根据考生报考的内容，明经科又可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等科目。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隋唐以来，政府对儒经编辑校勘发行等工作尤为重视，据《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继位后，“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颜师古、孔颖达考定的《五经定本》由朝廷颁布天下，成为书生们考试的通行读本。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五经正义》被作为每年明经科考试的惟一标准文本，考试范围、考试标准皆以此为蓝本。可见，儒家经典在唐代的大量出版发行是与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的。
五代时期，沿袭唐制，尽管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但是科举制度并未中断。因此，儒家经典的发行仍然没有停止，其中，“冯道雕印儒经”就是中国出版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冯道为后唐宰相，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他奏请皇帝刊印儒经。五代国子监从公元932年到953年，花了22年的时间雕印出9部儒家经典。［1］五代时冯道主持雕印的儒经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我国官刻图书的开始。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五代科举考试的应试范围和评价标准。
3.文学作品科举制度在客观上刺激了儒家经典和童蒙读物的大量出现，同时，也使得诗歌、散文和传奇小说等文学作品空前繁荣。
首先，唐人诗集大量出现。“唐诗别集的繁荣与唐代科举制度有关”。［2］据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统计：唐诗别集总数有691家、共8000余卷。唐代可考诗文作者6500人，不少人生前就有诗集问世。这些诗人别集的问世与唐代科举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科举文化培育了诗人，使得大量的唐人诗集问世。唐代科举文化对于唐代诗集的大量出版有直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