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时候，吴任臣曾在《十国春秋》里记载到：隐本名横，貌寝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更今名。这个说法就很直白了，不仅点出罗隐在仕途上不顺，而且还联系上了罗隐的样貌不好，仿佛自己亲眼见过罗隐一般。
民国时期，罗隐的历史地位中间经过千百年的转变，罗隐的历史地位已经远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盛况。虽说中间也有不少诗人赞扬过罗隐，肯定过他的才华和其作品的价值，但是因为人数稀少且发言权不够，所以导致罗隐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扭转。
真正扭转了罗隐历史地位的人，其实是鲁迅。鲁迅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到：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是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由此足以看出，鲁迅对于罗隐的肯定和认同。所以，经过鲁迅的激励之后，罗隐的价值有了被重新估量的机会。
罗隐历史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
那么，罗隐的历史地位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呢？
主观原因——作品过于犀利从上面提到的《清华诗》中就足以看出，罗隐走的其实是讽刺路线。诚然，唐朝时候以写讽刺诗出名的诗人并不在少数，但是能够犀利到罗隐这个程度的还真不多。而且罗隐的诗词，又是以讽刺和通俗易懂而出名。
比如罗隐的《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人道瑞雪兆丰年，但是罗隐就会站在贫穷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大雪漫漫，那些贫苦人们该如何度日？一首小诗，就反讽了那些拍统治者马屁的跟风者：瑞雪，不一定兆丰年！
撇开罗隐的讽刺以后，浅俗也是罗隐诗的一大特点。比如：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只要认字的人，都可以明白罗隐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和那些动辄就引用名家经典的正派诗人相比，自然是显得有些“低格调”了。
但是，罗隐的讽刺和浅俗，就让宋代文人无法接受。宋代文人，最是讲究规矩、看重礼仪。所以在对待唐朝诗人的时候，选择性很明确。就以李白和杜甫来说，宋代文人就更为崇拜杜甫，而对李白则是“尊而不亲”。
那么，宋代文人为何会这样区别对待李白和杜甫呢？这是因为，和李白比起来，恪守礼仪、一步一个脚印的杜甫，显然更符合宋朝那个时代对于文人的要求。而对于罗隐，宋代文人的感受也是一样的。
宋朝文人并不反对诗人写讽刺诗，但是讽刺诗也得写得“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而罗隐这么赤裸裸的把自己的讽刺写在作品里，就显得有些不含蓄了，这明显违背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所以，到了宋代以后，文坛对于罗隐的推崇，逐渐开始消失。
况且，罗隐还把诗文写得过于通俗易懂。这在那些正派文人看来，显然降低了文化人的格调。于是，以正统文人标榜自己的诗人大家，纷纷开始对罗隐“绕道而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诗人！
客观原因——时代背景不好罗隐生活的时代是晚唐，而宋之后的文人在提起晚唐的时候，大多数是持贬低的态度。时人在评价一个朝代的诗人时，总会不经意间把人和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晚唐时候的时代背景，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情况，因为不仅战火纷乱，而且百姓还在水火之中挣扎。
所以，从宋朝开始，文人大多认为晚唐的诗人因为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无法安心研读诗文，以至写出来的作品不仅缺少灵气，而且才学底蕴也不够。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戴了“有色眼镜”的缘故。
晚唐时候的诗词作品，无论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看，与前面比起来，都完全没有差到这个地步。毕竟，晚唐也不乏一些大气磅礴的诗词作品和胸中有丘壑的诗人，比如：李频、张乔、秦韬玉、韦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