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以后，官员之间喜欢借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灰色交易犹如躯体内的恶性肿瘤，四处蔓延，异常活跃。权力系统成为利益输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传导过程中，其刚性的一面也随之层层递减。递减的制度根本无法约束食权者膨胀的欲望，这种自下而上的病原体传导方式，将权力结构层层腐蚀。州县将利益导向道府，道府再导向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则导向京城权要们，最后接棒的则是皇帝本人。
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在官僚机器的运行过程中，这种迎来送往的利益传接成为权力的润滑剂。作为这部机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参与到了这场权与利的博弈当中。皇帝也接受朝中大臣们的礼品，送给皇帝的礼品就是“贡品”。皇帝什么稀罕玩意没见过，所以给皇帝办贡是一项劳神劳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虑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于世俗。
王亶望显然在这方面是高手，所送礼品往往能够博取乾隆的欢心。比如说，他准备送给皇帝一柄价值四千两白银的玉如意，经过一番衡量觉得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孝敬之心，于是又在玉如意上镶嵌大大小小珍珠为饰。四分重的珠子大约值四五千两白银，重五分者则需六七千两，如搞一颗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银两万两。像王亶望出手如此阔绰，在各省督抚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就算他们有这份孝心，也没有这份财力。
王亶望之所以下这么大本钱办贡，倒不是他比其他官员大方，而是因为他所任的浙江巡抚是天下肥缺，一年朝廷发给他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又加上他兼管盐政，每年又增加九千八百两津贴，这些都是制度内的合法收入。如果其他官员也打肿脸充胖子，就是自己一年的俸禄都搭进去也置办不起礼品，更不要说过节要贡，过年要贡，皇上“万寿”要贡，皇太后“圣寿”也要贡。
虽然进贡标准不一，但别的督抚大吏乃至京中权贵在这件事上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们也得打肿脸充胖子，想尽一切办法紧跟而上，进贡成了当时各级官员争宠卖乖的必备手段。其实进贡之风并不是始于王亶望，当时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曾经一次性进贡品九十余种。当时有人将乾隆朝进贡成风的罪责推到李侍尧的身上，认定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
其实将吏治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某个腐败官员是没有道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因为皇帝好这一口，下面的官员才会投其所好。
连续的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团的贪腐黑幕，乾隆也并非不清楚官员们进贡与吏治败坏之间的关系。乾隆皇帝在查办王亶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曾经三次降旨对进贡作出某种限制，我们姑且将其认定为乾隆对官员进贡之事的自我检讨。但乾隆这么做，只是做做应景的表面文章。因为没有官员会相信这种蔓延开来的腐败之风会来个急刹车。
当然对于皇帝来说，不纳贡并不代表不敛财。在权力系统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这一种选择。比如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果说和珅捞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么嘉庆抄没其资产，是不是间接捞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国库，并将这些资产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实际上并未如此。
就拿王亶望贪污案来说，被革职拿问的甘肃原任、现任的大小官员有一百多名，统统被抄家。在籍没的家产中，金珠玉玩之类最贵重的一份，照例要送进皇帝的私人金库—内务府广储司。如此转了一圈下来，本来以为贪官被杀的杀，抄家的抄家，可皇帝还是将自己扣在了这条灰色利益链的最后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