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宦官衙门出现，主要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构成的二十四衙门。在朱元璋时期，设立的目的仅是传统概念中的"杂役"，明确宦官不得干政，但是朱棣时期一切便变了味道，为了制衡权力日盛的内阁需要一部分人权衡势力，此时宦官集团被选中，宦官集团不具备当皇帝的条件让朱棣十分心安。而宦官没有实权，为了制衡内阁只能在文官内部寻求亲信，甚至是需要勾结趋炎附势之辈，而这一类人往往没有大作为。
《明史》记载："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黯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可以看出，土木堡之变前，英宗重用王振抗衡内阁确有成效。但现实问题是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健在，司礼监虽有行动却仍有收敛。但内阁权力减弱，司礼监权力上升的趋势十分清晰。
至武宗朝，这一现象发生改观。随着朱厚照对刘瑾的信任日渐加深，刘瑾开始有意地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集团。在权力的作用下这一集团很快就形成了一定规模，其中的核心有八人，被世人称之为"八虎"。武宗本意是将权力分化，以司礼监之力抗衡内阁，使皇帝能够重新夺回话语权。但是，在操作上却过于草率，在谢迁等人被撤职后，纵观整个朝廷上下已经难有匹敌者，政治大权也彻底落入了刘瑾的手中。
刘瑾利用皇帝的名义罗列公布了一份"罪臣"名单，其中除了被撤职的两位宰相之外，还有著名的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刘瑾的手下除了有一众宦官之外，还有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甘愿被其驱使，其中就包括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等人，而在谢迁之后被提拔为宰相的焦芳和刘宇也几乎和刘瑾手下的奴才没有任何区别。
至此，刘瑾的势力集团彻底形成，明王朝大小事务已经不用在皇宫处理，而是在刘瑾的私宅中决定。这显然违背了武宗初衷"刚出虎口又入狼窝"，但是武宗清醒地认识到宦官集团的弊病，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权威。他们的爪牙尽是朝堂之上趋炎附势之辈，当皇帝认准时机对权力进行收拢时，宦官集团将"树倒猢狲散"。
皇帝与文官、宦官集团，皇帝才是胜者
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内阁与宦官大体为对立关系。但是，刘瑾用事窃权弄柄，欺上媚下。有记载云："自是瑾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以刘瑾为首的宦官权力显然已经超过内阁，使得文臣求职于宦官形成风气。内阁的权力已经控制在合理范围无法与皇帝形成抗衡，但是阁臣办事畏首畏尾，遇到刘瑾言必称"千岁"，自称"门下"。这就表明宦官权力过大，皇帝是时候会宦官下手了。
不得不提的是，朱厚照有一种宁愿养饱虎让他们胃口渐渐变小也不愿意养饿虎形成祸患的畸形心态。刘瑾专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将集团内部人升任至重要岗位，这种现象对皇权的挑战显而易见，但朱厚照硬是忍耐五年。朱厚照清楚，刘瑾的所作所为虽有过失，但得到的只是朝廷事务中细枝末节的决定权。而对文官集团的打压，削弱文官声音使收回军权指日可待。1510年，机会来了，朱厚照下手了。
宁夏安化王朱寘璠以讨刘瑾为名起兵的那一刻机会终于来了。张永作为建军西征大胜而归，朱厚照在皇宫设宴款待时，风光正盛的张永作为刽子手将刘瑾推上祭台。张永当众面呈刘瑾谋反的罪证，朱厚照借题发挥，完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亲自率领校尉前往刘瑾住所。对于历史上记载的搜出的罪证不敢信以为真，但是刘瑾的结局可以肯定，被擒后诛九族。刘瑾死后，其财产被皇帝收至豹房，并建立新的仓库存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