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宦官专权屡见不鲜，而明王朝也因此背负诸多争议。在人口相传的言论间，明朝似乎很少有勤政爱民的皇帝，甚至也很少有丰功伟绩，不管是哪一位皇帝似乎都不是那么令后世满意。不管是内部管理弊病还是皇帝自身缺陷，明王朝历史上的确出现过很多的"特有"现象，比如宦官专权，东林党争，畸形的厂卫制度等等，但这些特有现象也并非都是皇帝昏聩。
朱厚照时期重用刘瑾，从表面看刘瑾专权几乎导致朝廷"分崩离析"，但深度分析下却是朱厚照有意为之。刘瑾作为一个宦官，手中并无实权是现实问题。刘瑾能够从底层脱颖而出并走向权力中枢，最根本的原因是朱厚照重用刘瑾达到与明朝内阁抗衡的目的。
明朝内阁的日渐鼎盛与被架空的朱厚照
明朝建国初年，百废待兴，制度上的大变动不利于朝廷稳定，对此朱元璋也只能沿袭元制设立中书省。对于国家政务的处理，左右丞相的存在更有利于上传下达，有利于提高政事处理的时效性。但中书省的存在，直接管辖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及各部院、寺等，俨然成就了一个独立与皇权的机构，丞相一职实质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皇帝。
在历史上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始终存在，而限制相权，尊崇皇权屡屡发生，对于权力掌控欲望极强的朱元璋更是如此。《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朱元璋真实想法："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成为突破口，朱元璋借题发挥对权力进行收拢，也正是通过此事彻底撤销中书省，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消失。除此之外，曾经跻身于中书省的六部改由皇帝直接指挥，一举完成了皇权对相权的吞并。朱元璋的出发点固然是加强中央集权，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个人精力。《明代政治史》记载废除呈现后，朱元璋"昧爽临朝，日宴忘餐"。为了避免"专权独断"的发生，更为了解决力不从心的困局，朱元璋需要"秘书"协助处理政事，于是"内阁"出现。
内阁最初的设定仅是辅助办事机构，甚至内阁大学士也仅为五品小官。但明成祖时期，朱棣从实际出发，向内阁放权，有意识地让内阁参与政事的讨论，如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的选拔就是明成祖的功绩。此时的内阁虽然没有决定权，但已经可以对政事先行讨论，随后敬呈皇帝裁定，内阁的权力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明史·杨士奇传》记载："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恩师，累加三孤。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可见，内阁的权力再度拔高，且君臣关系运转正常。
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带来了文官集团的鼎盛。土木堡之变发生后，以英国公张辅、武进伯朱冕为代表的大明武勋集团全殁，此时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崛起。于谦以铁血手腕力挽狂澜拯救大明危局，与此同时，文官集团也成为大明朝中坚力量。到朱厚照时期，内阁已经对皇权有着明显制约，甚至已经恢复了相权。
从"三杨"时期开始的"票拟"制度在朱厚照时期已经将皇帝"圣旨"内容提前拟定，而皇帝的"御批"在此时也彻底被架空。从土木堡之变后，皇帝的军权就被架空，而对于朝政大事的决定权也被内阁架空，此时的朱厚照无疑是"光杆司令"任由宰割。此时朱厚照将眼光放到了在朝堂之上能与内阁抗衡的势力上，这就是宦官集团。
宦官集团崛起使内阁大权旁落
刚刚进入十六世纪，明朝便发生了一件大事——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位皇帝朱祐樘去世，年仅15岁的朱厚照登基。为了朱厚照更好地处理政务，朱祐樘为年幼的朱厚照留下了谢迁和刘健两位辅政大臣。两位大臣作风不改，对朝政几乎一手掌控，朱厚照想要"登堂入室"只能越过两位"阁老"将权力攥在自己手中。但现实的问题是，在他身边除了谢迁和刘健两位能臣只剩下刘瑾一人。扶持宦官对抗内阁成为必然，这对朱厚照是个挑战，对刘瑾却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