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打虎虽然只是演义，但其中对于宋代人深受虎患滋扰，经常组织人打虎的描写，却是有迹可循的。真实历史上的宋代，打虎不仅是民间的事情，官府，甚至皇帝都参与其中。
当然皇帝不可能亲自去打虎，但他可以以政策的方式，鼓励民间打虎的行动，甚至派出军队去帮助民间剪除虎患。
根据《宋史》记载，熙宁六年，宋神宗曾经为捕虎下过一道诏令：
"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使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剩钱充。"
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虎患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而对于虎患的治理，也不仅仅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是有着包括国家政权参与的全社会普遍参与的一场全民运动。
宋人在捕虎的同时，又坚持不"妄捕"的前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体现出朴素的万物和谐意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人和老虎争夺生存权的这场战斗，显然是人类更胜一筹。事实上，自从掌握了火和使用工具的技能后，在与自然界其他种族竞争，抢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人类就总是站在胜利的一方。
这一点无可置喙，生存不仅是老虎，也是人类的第一本能，当老虎危机的人类的生存时，灭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至于说这场战争是由人类大量开辟耕地，破坏环境而引起的，都只是站在现代角度上的隔岸观火，对于宋代的人来说，环境破坏还是跟遥远的问题，而当下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难能可贵的是，宋人在治理虎患的过程之中，并不是一味的追求赶尽杀绝，而是带着朴素"环境保护"的理念，针对那些对人类安危直接产生威胁的老虎。
事实上，这种朴素的"环境保护"，或者说"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中，并不是从宋朝才开始兴起的，而是源远流长。
比如《后汉书》中记载，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太守法雄就曾对赶尽杀绝的捕虎政策做出批评：
"凡虎狼之在深山，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所致……毁坏陷阱，不得妄捕山林。"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在捕虎以避免人类损伤的同时，也强调不能"妄捕"，主张"仁及飞走"，体现出希望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朴素观念。
到了宋代，这种思想也被当时的人们所继承，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宋神宗下的那道诏令里，对于老虎"追及捕杀"的前提，是"遇有虎豹害人"，正是体现了这种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
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一边是人类大肆的开荒造田，挤压老虎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招来猛虎食人以后，又全民性的开始捕虎杀虎。另一边是在捕虎的同时，又强调不妄捕，似乎是有些虚伪。
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虚伪"，才反应出人之所以为人，是除了本能的生存需求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不得"妄捕"的真正含义，在于在面对与其他自然万物的冲突的时候，人类没有过度的攻击性，而是在保障自己最低生存需求的同时，也希望能和万物共享家园。
另一方面，宋朝的有识之士们，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当时"虎患"的严重，与人类自身的发展挤压老虎的生存空间有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人虎和谐共生的设想。
宋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写道：
"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闲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村人视虎，犹犬然尔。"
蔡绦指出如果人不有意的去伤害虎，那么人和虎之间的关系，也能跟人和犬之间的关系一样，达到和谐共生的最终目的。
不管这种想法有没有可能最终实现，但是从体现当时人朴素的和谐思想，追求人与万物和谐共生这一点来看，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