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因满洲监察官员的选拔实在是太宽松，几乎就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这里就不对满洲监察官员的选拔作出特别介绍，以下仅介绍对于汉族监察官员的选拔。
首先，清代规定汉族官员要想担任监察官员的，必须是“正途”出身，因康熙十九年（1680）定，汉官非正途出身者不准考选科道，即使是有人举荐，亦不能参加御史、六道给事中等监察官员的考核（雍正年间，因雍正急于整治吏治，因此曾在雍正五年（1727）至雍正十三年（1735）这段时间内对于监察官员采取不论出身的作法，“科道缺出，在京则令各部院堂官于各属司官内，不论科甲贡监择其勤敏练达立心正直者保送”，此时不论正途，还是偏途出身，只要有能力一概可做监察官员。不过到雍正十三年，因群臣的反对实在是过于强烈，因此即废除，重新规定只有正途出身的官员才能担任监察官员）。而所谓“正途”，据《大清会典》所载，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监生等，均属正途之列。
当然，事实上，清代虽将举人、贡生、荫生、监生等均列入正途，可在实际的监察官员的选拔当中，多数时候却是不会将他们考虑在内的。首先，在嘉庆之前，贡生、荫生、监生多数是没有资格担任监察官员的，顺治十一年，顺治就定：“汉官由贡生出身者，不准考选”。而到嘉庆十一年之后，荫生才被允许参加监察官员的选拔当中：“荫生应否准令考选御史，例无明文。请旨，于考选御史条内增入荫生一条，准其一体考选”。
实际上，从《国朝御史题名》所统计的数据：“终清一朝，2153名汉族科道官中，95%是正途出身的，而80%是有进士身份的，即1770余人”来看，清代的监察官员多数是出自进士，其他的如举人、荫生等，他们很少能担任监察官员。
其实，想来也是，作为掌纠察百官的监察官员，在多数官员都是进士出身的情况下，如若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举人，乃至是荫生出身，这势必会造成某些不便。与此同时，无论科举有何不公之处，从大环境来看，进士的学识、品性、见识等方面显然是要优于举人、荫生等其他正途出身的官员的。因此，从种种方面来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前往担任监察官员，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次，清代除要求参加监察官员选拔的官员必须是“正途”出身外，对于参与考核的官员的官职也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当然，终清一朝，对于参加监察官员考核的官员的职务限制是多有变化的，但总体趋势却是越来越严苛。
首先在顺治时期，因清代监察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于担任监察官员的官员的职务还处于较为宽松的状态，但也被限制在一个范围中，“选给事中、监察御史，以大理寺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乢科中乢、行人司行人历俸二年者，及在外俸深有荐之推官、知县考取 ”，就是顺治之时，能参加监察官员考核的官员，一般情况下，京官只有从政满二年的大理寺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乢科中乢、行人司行人等官员才能参加，而地方则主要从资历深，且富有政绩的推官、知县中选出。
到了康熙时期，对于监察官员的选拔开始侧重于从进士出身 、三年考满的知县中选出，而之所以会侧重于知县，主要是因为康熙认为“科道行取，原因亲民之官，谙悉利弊，得以据实指陈，有裨政治，且足鼓励人才。令督抚举贤能夙著者，亲加选用”，就是作为一县的最高长官，知县的政治经验显然是要比京官来得更为丰富，且在处理事情上也更为老道，知县经历过各种风浪的考验，有着较为丰富的突发事件的处理经验，在面对问题时往往能做到不失时机地，勇敢果断地处置。因此让知县担任“治官之官”的监察官无疑很是合适。
之后，到了雍正时期，对于监察官员中的“六科给事中”一职，雍正开始加以限制，这时只有曾担任过监察御史一职的官员才有资格参与“六科给事中”的选拔。而雍正之所以会严格限制参与“六科给事中”考核的官员的官职，究其原因在于“六科给事中”的职权太大，先不说他是纠察六部的存在，就单单是他拥有的“封驳”，即可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奏章违误的权力，他就不是普通官员能担任的，他是需要拥有极其丰富的监察经验的官员才能担任的，因此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的官员就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