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蔺相如在和氏璧与激怒秦王、秦国之间，先是以和氏璧激发了秦王的占有欲，后又耍诈要回；再以秦王需要斋戒沐浴为理由，选择偷偷将和氏璧送回赵国。
在一件器物与国运的选择上，蔺相如兵行险招，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无疑这种成功隐忧深重，而器物与国运上二者显然也是不能划上等号的。
“夫和氏之璧……,而相如以死争之,以诈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増怒……移兵攻赵,是为赵王爱数寸之玉,丧国士之贤，贪无用之器，贻宗庙之忧，人臣爱君果如是哉！——司马光《资治通鉴》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便立场鲜明的指出了这其中的不妥之处，一旦秦王真的动怒，在实力对比悬殊之下，赵国如之奈何？而一句“人臣爱君果如是哉”——哪有这样为君王办差的诘问，更是直击问题核心。
其实，作为一名史学家，司马光、司马迁能够各抒己见，他们的观点也都有各自的道理，对于我们后人而言，也都是有着可取之处的。但另一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之中对蔺相如有的多是个人品性的考究、品评；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显然更着重的是对事物、事件整体的考究、品评。
而这一点也是为何《资治通鉴》为何能被称为帝王之书、权谋之书的原因所在。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其记述的1300多年历史中，它考究或者说注重的是“有资于治道”，让人能够在品评历史的同时，去利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取得更好的成就。
对于《资治通鉴》，曾国藩、伟人都推崇备至，也大抵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