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秦统六国
公元前262年，为争夺韩上党，爆发了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秦、赵长平之战。战争开始，由于赵将廉颇采取坚守战略，筑垒不出，秦军三年不得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用夸夸其谈的书生括代替老将廉颇为将。赵括一到前线，便改变战略，大举出击。秦将白起趁机运用迂回战术，正面佯攻，从两翼包抄赵军，切断赵军的粮道和后路。赵军被秦军围困达46天，粮尽箭绝。赵括无奈，亲率精锐突围，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主将，全军40万人降秦。白起为绝后患，竟然把他们全部活埋。赵国精壮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战后，秦在东方六国已无对手，战争也转入由秦统六国的最后阶段。此时，经过多年对诸侯的蚕食，秦疆域已近天下之半，经济军事实力也远在六国之上。又值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秦王嬴政在位。嬴政亲后，从公元前230年起，大举对六国用兵，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灭掉韩、赵、燕、楚、齐，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
由秦实现统一的历史原因。
秦国最终“一天下,成帝业”，不是偶然的。虽然具体原因可从多方面分析，但从宏观上来认识，应该说，这正是秦国社会改革全面、彻底，在深度和广度上超出六国，在各方面走在六国前面的必然结果。
一、在经济上，兼并战争最需要的莫过于粮食。
六国虽为此而普遍重农，但围绕重农的改革，远不如秦国来得全面和坚决。秦为发展农业采取了六大改革措施，如此周全的改革措施使秦国农业劳动结构日趋合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更加适应,秦民更加安心务农，努力增产。因此，秦国农业直线上升，劳动队伍异常稳定，为兼并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和兵源。而六国的重农措施与秦相比，顾此失彼，尤其在重农抑商上没拿出系统办法。这样，耕战基础就没有秦雄厚，在实力对比上自然输秦一筹。
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集权。
六国改革虽都作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在很多环节上薄弱。秦则通过改革，在政权建设上显示了集权程度高、吏治清明、富于人才优势三大特点，为秦并天下提供了六国所不完全具备的保证。
秦自商鞅变法起，在全国推行了县制和什伍连坐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容易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而且对兼并来的土地和人民不致于得而复失。
同时，秦通过“有军功者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新法，较为彻底地废除了贵族无功受禄的特权，并按照“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选拔官吏，分配财产。此后，秦国由贵族政治一变而为官僚政治。在推行官僚政治时，秦国特别注意贯彻“以法择人”的法治精神，通常采用的各种选官办法，如“保举制”、“军功授爵制”、“吏进制”、“通法为吏制”，都有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很难营私舞弊。秦国的官僚选拔与管理制度较东方六国完整而严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国吏治的清明。新的官僚体制和清明的吏治，加强了秦中央集权的力量，给秦带来了安定而有生气的政局，便于全力以赴对外开拓。
与秦相比，六国政治多所逊色：
一来打击旧贵族不彻底，较多地保留了宗法分封制，国中无功受禄者多，保守势力时时猖獗；
二来中央集权体制不够完备，法制不够严密，兼并来的土地不能“坚凝之”；
三来官僚选拔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从制度上为吏治清明提供保障；
四来政权的开放没有连续性，对土人没有长久的吸引力。
所以，集权力量从总的方面看比秦薄弱。譬如楚国，自吴起变法夭折后，大权长期握于昭、屈、景三大贵族之手，集权力量如此薄弱，与秦较量，失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