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是西周王朝的掘墓人
西周时期，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叫周厉王。说他有名，是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正是由于他，才有了“国人暴动”，才有了“周召共和”，从而，我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从此，中国的历史纪年没有再间断过。
其二，正是由于他，才有了司马迁那篇的《召公谏厉王弭谤》(见《史记.周本纪第四》弭诱，止息诽谤)，才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言，而先秦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见《荀子.王制篇》)，唐朝魏征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见《魏郑公文集.谏太宗十思琉》)，谁又能说，不是“厉王弭谤”历史教训的一种沿革呢?
其三，正是由于他，才导致了西周的衰败。“宣王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便烧掉了西周的基业。 周厉王是西周第九代(第十个)国王，故曰：“九代而衰”。
“成康之治”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连年征战，致使平民和奴隶的不满情绪激化，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于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周朝统治者采用了严酷的刑罚。周穆王时，制订了三千条刑法，犯法的人受的刑罚有五种，叫做“五刑”。《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 “墨罚之属千(墨:刺面或额染上墨作为标记的一种刑罚，也叫默)，劓罚之属千(劓，割掉鼻子的酷刑)，膑罚之属五百(削去膝盖的酷刑)，宫罚之属三百‘宫罚，即宫刑，阉割生殖器的残酷肉刑)，大辟之罚其展二百(死刑):五刑之属三千。”但是，刑罚再严，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反抗。
周厉王即位以后，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更加严重了。周厉王有一个宠臣叫荣夷公，在他的谋划下，厉王对‘国人”(“国人”相对于“野人”而言。“国人”和“野人”是西周社会中的两种人。居住在城里和城郊的奴隶主贵族、平民、小工业者和商人叫“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受剥削的劳动者，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横征暴敛，加重剥削，实行“专利”，即把“国人”赖以生存的山林、湖泊、河流全部霸占。这样便激起的“国人”愤怒，纷纷起来谴责周厉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见《史记.周本纪第四》)。大臣召公(名虎，是西周初年召公奭的后代)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便进宫劝谏厉王说:“民不堪命矣。”意思是“老百姓受不了啦，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乱子”。
周厉王不但不听劝谏，反而派卫国的巫师去监视“国人的活功，禁止他们谈论国家政事，并且鼓励告密，凡是被告的人，一律处死。《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在这种恐怖统治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虽不敢言语，却用怒目相视来表示心中的愤恨。
周厉王以为他的恐怖政策终于把国人的舆论镇压下去了，非常高兴。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听后提醒他说:“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见《史记.周本纪第四》)。
意思是:用堵住人民嘴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比起用堵截河水的办法来治理水患更坏。水只能让其畅通无阻地流走，对人民只能广开言路，通过各种办法，让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把各方面的话统统都讲出来。不让人民讲话是不会长久的。对召公这番出自肺腑的忠贞之言，厉王充耳不闻，于是，“国莫敢出言”，全国上下再没有人提意见了。
没过多久，召公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很多的奴隶和平民突然联合在了一起，声势非常浩大，他们冲进王宫，四处寻找周厉王，厉王身边的侍卫早就讨厌了这个国王，所以，根本没有多少人为他卖命，最后，国王吓的带了几个亲信就跑了出去。
人们没有找到国王，于是决定杀死他的儿子，当时他的儿子已经被立为了太子，大家听说他藏在召公的家中，于是要求召公将太子交出来，召公无奈，只好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了出来，假太子当场遭到了那些百姓的毒打，最后就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