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沈德符的讲述：当时，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上疏弹劾陈增贪横，主张应当裁撤矿使。而程守训则攻讦吴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奉家”。对此，明神宗显然站在陈增、程守训一方，他依据奏疏，下令严行追查。根据数年前安徽省歙县编纂的《北岸村志》，吴宗尧为徽州府歙县北岸村人，与吴朝奉同宗，宗族中许多人都在江淮一带经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的不少徽商都被指为“宗尧寄赃之家”，一定要被索取重赂方得开释。程守训等人藉机有意识地扩大事端，大肆诬陷富商巨室收藏违禁珍宝，动辄将其抄家充公，致使不少富豪因此而破产，甚至辱身丧命。
明神宗派出的矿监，是以监督开矿为名监收矿税。但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纷纷纠集地方无赖横征暴敛，实际上干的却是伐冢毁屋、吸髓饮血之勾当。顾名思义，矿税本应是开矿所得，但在地方的实际运作中，有无矿产并不重要，拟征的矿税有不少是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则由官员常俸或地方财政抵充。根据方志记载，婺源济溪人游汉龙为万历戊戌（1598年）进士，他在章邱县（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当知县，“时朝廷方事采榷，貂珰四出，民不胜扰。而陈增至山东为尤横，县令少失意，立致逮系。汉龙独能斡旋其间，因得尽去。诸矿税官岁定额千金，办以常俸，不复烦民”。（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志·宦业》）这段记载是说，章邱县令游汉龙八面玲珑，善于与权宦周旋，他又以个人俸禄抵交定额矿税，此外不再烦扰百姓。至于徽州的矿税，以往似乎少有史料可以一探究竟，这里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揆诸实际，休宁县境内虽多绵亘起伏的远阜遥岭，但却殊少矿产之记载。从明清时代编纂的数部方志来看，休宁当地的物产主要包括墨、茶、纸、杉、漆、桐油、诸药、苎麻、蕨粉、葛粉、腊肉、马蹄鳖和牛尾狸等，但并未提及僻壤旷野中有任何矿产。对于矿税在地方上的征收实态，亦无确切的史料记载。而这份《矿税票》，则是矿税征收高峰时期的文书实物，极其罕见。个中提及休宁五都四图一位叫郑莫的人所缴之矿税银，文末还列有“银匠”二字，虽然其上并没有填入银匠的姓名，但在“包封投柜”的现场，显然应有银匠为之“验兑足色”。另外，文书提及“本府包采银两”、“照则派数”以及“都 图里长等经收”，并将该份《矿税票》列为“矿字五十八号”，对照前揭游汉龙的事迹来看，休宁县乃至整个徽州府的做法，应当也是设立固定的税额，再经由都图里甲让各户分摊缴纳。
（二）
万历之后是短命的泰昌。明光宗即位后，即下诏撤回税使。不过，“泰昌”年号仅存在五个月，之后便进入了天启元年（1621年）。矿税问题刚刚消歇，而“三饷”加派却又如火如荼。在安徽师范大学所藏的契约文书中，另有一份《明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祁门县会议辽饷等事帖》，就与此一历史事件相关：
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为钦奉明旨，广集廷臣会议辽饷等事。奉本府信牌，蒙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易宪牌，内开：“备仰细查闲旷官地、夹插民房、壅淤地河，密迩民业，无益于官，有便于民者，从公估值，给帖输价”，等因。奉此，已经出示晓谕。查得东都土名梅木源口，有闲旷官地贰分肆厘柒毫伍丝，随据东都二图儒学生员李廷芳，呈以本都五保麟【鳞】册收字玖百陆拾壹号，土名梅木源口申明亭官地贰分肆厘柒毫伍丝，一向荒闲，堆积砂砾，呈乞公估时值，准输银价，给赐帖文，开荒承业，等情。据此，似合就行。为此，除外合行给帖，即将前项土名梅木源口申明亭贰分肆厘柒毫伍丝，公估时值价银五两整，即令承业……（引者按：此处因文书原件折叠，无从识读。）地听承业人永远管业，仍将地税开载黄册正收，入户供差，毋许势豪混占，须至帖者。
右帖给本告李廷芳，准此。
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给
祁门县筹措辽饷等事帖，安徽师范大学收藏
明末的“辽饷”与“练饷”“剿饷”合称为“三饷”，一般认为，三饷加派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此前两年，东北的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陷抚顺，克清河，震动京师，大明王朝从此进入国势阽危的多事之秋。此后，度支告乏，需饷孔殷，更成了帝国景迫桑榆之常态。为了应对辽东危局，点金乏术的明廷想到了开征辽饷（又称“新饷”）。及至天启年间，“辽饷”还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朝政府决定进一步开源筹款。在地方上，官方将目光投向那些“闲旷官地、夹插民房、壅淤地河”，希望让这些闲置的官地派上用场，以便增加财政收入。上揭文书说的就是——徽州府祁门县东都梅木源口有申明亭官地，一向荒闲，堆积砂砾。为此，儒学生员李廷芳要求公估时值，由自己负责承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