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秦国分别出了两个名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商鞅，这两人皆为本国的壮大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管仲和商鞅在某些方面的政策有相似之处，不过在商业领域，二人的态度可谓是大相径庭。
管仲像
管仲十分重视商业发展，大力在齐地发展商业，而商鞅却非常厌恶商业，用多种手段重农抑商。其实，两人对于一件事物的不同看法，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密切的关系。商业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关于商业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汉朝初期吕后的执政时期来略知一二。汉朝建立初期，商业基础极其薄弱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第二个大一统王朝，不过也有人说汉朝比起秦朝，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这是因为秦朝的寿命太短，很多政策还没有得到时间的检验，而汉朝承袭秦制，有足够的时间去论证其真伪。
商鞅像
由于秦二世胡亥的无能，秦朝建立不久便宣告灭亡，随后天下就进入了楚汉争霸牵头的诸侯乱战。汉政权在经过了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后，终于完成了一统大业，然而新建立的汉朝百废待兴，根本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统治风格，所以许多秦朝的政治体系就被全盘接受，直接应用。
在这些政策中，就包括了从商鞅执政时传下来的重农抑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重农抑商的策略，虽然有其局限性，然而在重视武力攻伐的秦国却取到了不错的效果，因此被历代秦王奉为圭臬，就连秦始皇也不例外。开明如始皇，他在灭六国后，推行了多种政策，比如车同轨、书同文等等，包括进一步鼓励了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然而却也没有为商业松绑。
史料记载刘邦厌商
在这段时期，严苛的《秦律》进一步限制了百姓经商的可能，全国适龄的劳动力，不是在修驰道、皇陵就是在戍边，剩下的只能在家务农。
再加上秦末汉初这段时间战争频繁，社会基础设施遭到损坏，人口因为战争而凋零，传统的商业强国（陶邑周边的齐宋）皆成为秦朝疆土，商业陷入停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吕后明确释放信号，鼓励商业发展
汉朝初期这段时间，可以简单地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祖执政期，第二阶段是惠帝执政期，第三阶段是吕后执政期。
在高祖时期，这位戎马一生的老人将精力放在了消灭异姓诸侯王和对抗匈奴上，至于政事他一概交给了萧何，萧何是秦制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段时间的商业发展基本为零。
在惠帝时期，天下基本趋于稳定，于是惠帝的执政方针便侧重于发展民生，改善经济，他不仅否定了高祖对于商人的偏见，更是提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政策：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
惠帝鼓励商业发展
按理说鼓励商业发展是惠帝最先提出的，可是不幸的是，英年早逝的惠帝无法看到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而按照过往的经验，这种新政很容易因为提出者的去世而改变。
好在第三阶段的吕后具有深厚的政治经验，没有轻易否定前人的政策，继续贯彻了惠帝的思路，通过释放明确的信号，进一步鼓励商业发展。
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政策，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连贯性，如果朝令夕改，便会令执行者心生忌惮而难以实施。在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刚提出来时，许多有经商意识的人只敢远远观望是否能够得到落实，他们害怕贸然转投商业，会成为被政治绑架的对象，伤害自己的财富，因此当吕后继续肯定了惠帝的政策后，才有胆大者开始行动，为商业复兴奠定了基础。为何商业能够促进社会发展
商业的本质是货物的交互和流通，为什么这种行为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呢？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