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熹宗都察院实录》记载，袁崇焕任辽东巡抚期间曾写给阉党魏忠贤一封表忠心献媚的一封信：
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插图]甲，士典素与同甘苦[插图]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荫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鉴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钜义，著有成劳，升荫示酬，原系彝典，不准辞。
这份写给魏忠贤的信很长，但意思却无外乎在向魏阉表忠心，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一片曲意奉承：一面在陈述自己戍边有多么辛苦，一面又表示此番忠心日月可鉴，更有对魏忠贤在朝中的“辛苦”施以赞扬之辞。
那么，一向洁身自好、刚直不阿的袁崇焕为何会向阉党头目魏忠贤妥协，写出这样一封与其身份性格极不相符的献媚信呢？
要了解袁崇焕为何会有这种行为？我们先来读一读袁崇焕的《边中送别》这首诗：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这是明思宗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后，任命被排挤而告老还乡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总督蓟辽、登、莱、天津军务。约在天启六年（1626年）前后，家乡亲友到边关探望袁崇焕，此诗为送别亲友返乡之作。
豪迈中带着一份苍凉，热血里浸着一份彷徨。明天启六年九月的袁崇焕的心情始终如此。虽然他已决意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都用来换取辽东失地的收复，但朝中的局势却总是成为掣肘的桎梏。
此际的明廷，朝政大权已经完全把握在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手中，长期以来与阉党集团相抗争的东林党人，在此时也沦为了朝政的配角，仅能在阉党的高压之下，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为了自己收复辽东的大业，一向洁身自好、刚直不阿的袁崇焕也不得不向阉党妥协。袁崇焕深知，如果不得到这个权倾一时的大太监的支持，那么自己在边疆的军事行动势必会受到掣肘，袁崇焕只能继续“愧我边尘尚未收”的遗憾。然而这份妥协并没有换来魏忠贤的投桃报李，出于自身的利益，阉党集团依旧保持着对袁崇焕的警戒之心。
最后，袁崇焕受皇太极的反间计，被阉党和崇祯以叛国罪凌迟处死，当阉党魏忠贤倒台时，东林党人又拿这封信说事，说袁崇焕是阉党依附帮凶。
讽刺的是对袁崇焕的正式平反却是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为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