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算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以说，作为风俗画的代表，《清明上河图》极尽细腻地反映了北宋街市之繁荣，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画中描绘之景细致入微，尤其是房屋、桥梁等建筑，皆富有鲜明的北宋特色，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在这样一幅长画卷中，虽然，各类风格建筑鳞次栉比，但却始终很难发现官衙。考虑到古代的专制统治制度，兴建的官衙应当奢侈气派才对，那么，可为何在《清明上河图》中，却很难发现官衙的踪影呢？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手法为写实主义，仅从其画面便可推知，张择端应当极为仔细的复原了北宋市井的繁华之景。按常理推测，宋朝官衙也应气派非凡，成为汴京一景，但为何未提及呢？
这无疑道出了一个历史真相，即：在北宋的街头，商民建筑一般建设得富丽堂皇，而官衙却往往破败不堪，甚至，成了危房。宋朝皇室非常吝于修建宫室，通常来说，古代最恢弘的建筑应当为皇宫。但是，宋朝却例外，位于汴京的宋皇宫修建得特别寒酸，丝毫不及故宫广阔。
985年，皇宫失火，宋太宗便打算对皇宫进行扩建修整。出于严谨，皇帝还特意命刘延翰等大臣“经度之”，即测绘图纸，进行工程的详细建设规划。根据规划图，朝廷需要拆迁周围民居，于是，宋太宗命人前去商议拆迁事宜。但是，那些居住在皇城边上的百姓却不愿迁徙，一点也不给皇室面子。
宋太宗听闻后，并没有选择强拆，他下令停止了皇宫扩建计划。于是，北宋皇城成为了历代王朝中规模最小的皇宫，小到人们站在丰乐酒楼上，便可将宋皇宫一览无余。
纵观整个古代史，宋皇室的窘迫也算特例。毕竟，在其它朝代中，皇城外的商民建筑都不得超过皇宫，面积也不得大于皇宫，否则，便是僭越，当属大不敬之罪。
虽然，皇宫不可攀比，但地方官衙却是另一码事。1071年，苏轼被派往杭州担任通判一职。虽然，苏杭自古便有“人间天堂”的美称，但是，在杭州任职的苏轼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杭州官衙非常破旧，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
杭州曾为吴越都城，当初统治者建造该地官衙时，皆以巨木作材，建设得恢弘无比。可是，到了宋代，因国家无力修缮，所以，便任由官衙破败坍塌，从不加以修整。到此任职的苏轼虽心有不满，但也只得每天忐忑地在危墙下工作。三年之后，苏轼被迁别州，但这期间，杭州府衙却从未修缮。
1089年，苏轼得到高迁，朝廷将他派回了杭州。虽然，身份已不同往日，但是，苏轼却依旧需要在濒临坍塌的杭州官衙内办公。看到十多年后依旧破败不堪的官衙，苏轼不禁向同僚发问：“这样破旧的房子该怎么住人呢？”但没想到的是，同僚也忧心地回道：“一到雨天，我们甚至都不敢待在大堂。”
六月，杭州官衙终于撑不住了，房屋倒塌后压伤了两位书吏。两月后，州衙鼓角楼居然也倒了。这次坍塌事故却闹出了人命，鼓角匠全家均被压死。此事之后，在府衙内工作的吏卒无不忧心忡忡，往来大堂更加狼顾。看到官衙危房已严重妨碍了官吏们办公，苏轼便在九月上奏朝廷，请求拨款用于修缮衙门。
但是，修缮官衙并不是一件易事，地方官需要上报朝廷获得批准。早在1009年，宋廷便已下诏晓谕各州：“无得擅修廨舍。”可见，朝廷并未准备修缮官衙的预算，这一点苏轼也是心知肚明。然而，为了筹集修缮官衙的经费，苏轼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请求朝廷下拨两百道度牒。
那么，何为度牒呢？
要知道，宋朝僧尼出家需获宋廷发放的度牒，即一种官方凭证，而获得这个度牒需要收费。苏轼想要通过出售度牒来筹集经费，此举可谓明智。经过策划，苏轼发现修缮官衙需要至少四万余贯钱，这笔开支可不小。若换算为如今的价值，至少为一千万人民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