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
三、内弭祸乱，外御强敌
建炎三年三月五日，也就是朱胜非被任为宰相后的第三天，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就爆发了后世所谓的“苗刘之变”。时任御营后军统制、御营右军副统制的苗傅、刘正彦因不满高宗心腹，时任同签枢密院事、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勾结宦官康履等人，专擅跋扈，遂发动政变，杀王渊、康履等。为绝后患，苗、刘逼宋高宗“禅位”于皇子赵旉，由太后孟氏（又称“隆裕太后”，北宋哲宗废后）垂帘听政。宋高宗无奈，只好一一照办。
乱起仓猝，朱胜非没有脱逃推诿，而是与苗、刘等多方周旋，陈说利害。在吕颐浩、韩世忠等大军逼迫，朱胜非等朝内诸臣斡旋下，苗、刘无奈，最终只得同意高宗复位。韩世忠等击杀苗、刘后，“苗刘之乱”始宣告平息。
叛乱被平定后，朱胜非上奏引咎辞职。宋高宗认为，苗刘之乱，咎不在朱胜非；且赖他斡旋维护，皇室才得以保全；朝廷内、外诸臣配合有方，朱胜非“谋虑周密”，致使叛乱仅25日就被平定。听宋高宗的意思，朱胜非有功无过。不过，朱胜非再三上奏，言辞恳切。高宗准其辞职，且下诏褒谕，对他寄予重望。后来，谏官胡安国等虽屡以此事弹劾朱胜非“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但均遭宋高宗严斥。
影视剧中的宋高宗
朱胜非辞去相职，外放为官后，并没有一蹶不振，尸位素餐，而是尽心尽力地履职。他每至一地，都注重捕缉、收编游寇，招抚流亡，促进了地方的和平稳定，有利于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发展经济。他还协助宰相吕颐浩新辟税源，增设、推行“月椿钱”。新税制推行过程中，虽不可避免地出现郡、县官吏趁机横征暴敛，加重百姓经济负担等弊端，但也极大地改善了南宋初的财政窘境，对南宋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军事力量的增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吕颐浩
对金是和是战，是南宋初统治高层政治站队的试金石，南宋高层也因此而分化为我们所熟知的主和派和主战派。在此问题上，朱胜非颇具务实、灵活的理念：他对只知一味地向金屈辱投降、求和的张邦昌等不屑一顾，严词拒绝其招降；他也不像主战派那样，整日鼓噪立即北伐，收复失地。作为宰辅，他深知孱弱的国力、军力、民力皆不堪重负，否则恐有速崩之虞。因此，他主张时机不成熟时，应暂与金和平相处，维持现状，不妄起争端。同时，应修内政，弭兵保民，待时机成熟后，再大举北伐，兴复失地，迎还徽、钦二宗。他劝宋高宗采取赦免张邦昌等伪官，叙录其子孙的政策，以避免刺激金人，轻启战端。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朱胜非一味地畏战避战，建炎初，宋高宗欲驻跸维扬，朱胜非提出异议，认为此举有示敌以弱之嫌；绍兴四年（1134年）讨论襄汉战事时，朱胜非也极力赞同迅速收复事关南宋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襄阳。
朝堂上主战派、主和派大讨论
绍兴二年（1132）九月，朱胜非再次被任命为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居宰辅之位。不过，随着此时秦桧势力日盛，朱胜非也逐渐被边缘化。史书中关于他这一时期事迹的记载，甚为稀寥。
文史君说
朱胜非历北宋神、哲、徽、钦和南宋高宗五朝。19岁科举入仕后，无论在地方、中央任职，虽无卓荦建树，都称得上兢兢业业，勤于职守。在靖康之难、苗刘之变等危急关头，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为政一方，他都表现出勇于担当、才智机敏、审时度势、体恤民疾的风范和节操。他主张与金暂时和平共处，并非投降、畏战，而是主张增强国力，伺机恢复。他主持编纂长达188卷的《吏部七司敕令格式》，有利于恢复当时被战乱毁坏殆尽的官吏制度。他颇有涵养和雅量，不喜党争，不喜奢华。他生前笔耕不辍，撰有《秀水闲居录》《绀珠集》等著作，及赦令、奏议、邸报、诗作、字帖若干，展现出不凡的才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