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太监们就大不一样了，自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开始，朝廷大臣的升降，皇帝的废立，甚至于皇帝们的生杀大权全部都由他们一手把持，真正实现了“奴才翻身当家作主人”
既然皇帝是被太监拥立的，那么掌握掌握生杀大权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譬如唐肃宗是被李辅国吓死的，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在想，皇帝被欺负成这样，难道大臣们就不不帮着皇帝反击?堂堂一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被一群阉人玩于股掌之间，但凡有点自尊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们掌握了一张好牌——禁军，有了这支武装，就可以轻易控制整个朝廷。
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皇帝和大臣们也为此做过一些零星的斗争，譬如在唐代宗、唐德宗和唐宪宗统治的一段时间内，宦官曾被有效压制过，只是时间过短，而继任者们又都水平有限，所以都似昙花一现。
其中发生在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作为太监与大臣们的一次总决战，更是彻底奠定了唐朝大臣集团的失败局面，从此，宦官牢固地控制着唐帝国的命脉直到灭亡前的最后几年。
引起这次大决战的人是唐文宗李昂，他是唐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接手时的唐帝国隐患丛生，矛盾激化，更有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的“定策国老，天子门生”的不堪政治局面。
心存远大抱负的李昂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即位伊始，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岭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又诏令凤翔(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淮南(今安徽寿县)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24人遣归原籍。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又从后宫放逐宫女3000人，裁撤教坊乐工、内监1270人，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唐文宗的这些作为，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为宦之道”的一种反击。
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改变朝廷由宦为主的官吏结构。
大和二年，唐文宗诏令举行“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举子刘蕡的《直言极谏策》五千余言，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以亵近(指宦官。)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
刘蕡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百姓对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敌。现在国家困穷，黎民流散，盗贼井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从事农业种植工作，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
刘蕡之言，语语切中时弊，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怕危及自身的安全。
大和末年，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刘蕡对策中的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
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锡为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命宋申锡为相。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浇薄，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侯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