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叮当当刻瓷声，大千世界在其中。”这说的是一门传统手艺——刻瓷。老北京刻瓷曾经盛极一时，而且由于其工艺源于宫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老北京刻瓷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宫廷色彩和文人特色。
刻瓷师傅为顾客在新买的茶具上刻制字画皇帝审美催生刻瓷工艺
刻瓷是用特制的合金刀、钻石刀在瓷器上錾刻各种形象和图案的艺术，由于刀法的变化以及用力的不同，瓷器的表面形成参差不齐的点和线，用墨色渲染后，便呈现出优美的画面。
关于刻瓷的起源，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早在东晋就有刻瓷了，不过史学界认为那是原始的刻瓷，到了清代中期，独具一格的刻瓷艺术才算真正形成。也有人认为，宋朝的时候，皇帝喜欢把一些名人的书画作品勾画在瓷器上，但是又担心时间久了瓷器上的彩绘脱落，就命陶瓷工匠用刀子把书画的线条、轮廓刻画出来。这样一来，瓷器上的彩绘就不容易脱落了，由此刻瓷开始流行开来。更常见的说法是，清朝乾隆皇帝常在自己特别喜欢的瓷器上题诗，为使御迹能长久留存，就命宫廷艺人将其刻于瓷器上，从而产生了刻瓷。
清代中叶，乾隆皇帝广采国内名瓷，对特别喜欢的瓷器或题字为号，或盖印章做记。为使其长期保存，宫中御师用刀子把乾隆的题字或印章仿刻在瓷器上，使刻瓷成为一门独立的瓷器装饰艺术。
光绪年间仕女瓷瓶
1929年，收藏家郭宝昌先生命其儿辈逐卷抄录《清高宗御制诗集》中的咏瓷诗，共199首。还有一些御制诗直接镌刻或书写在器物之上，没有收录到诗集中，因此乾隆皇帝的咏瓷诗要远远超过二百首。如《咏白玉金边瓷胎》诗：“白玉金边素瓷胎，雕龙描凤巧安排。玲珑剔透万般好，静中见动青山来。”又如《题瓷如意枕》：“出自虞朝几万秋，舜帝传下至今留。淘成宝器供皇用，异国西洋景德求。源源商贾颁天下，灿灿霞光遍九州。于今技艺多精巧，赛玉欺珍玳瑁羞。”
为了将皇帝的墨迹永世保留，宫内的能工巧匠用硬质工具将诗句錾刻在瓷面上，再用墨填色，墨色浸入瓷胎之内，就能经久不变。以乾隆御制诗装饰瓷器，成为乾隆时期御窑瓷器的重要装饰风格。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乾隆御制诗歌瓷器二十件，御制诗全部镌刻在器物内底、外底及外壁上。这些瓷器一部分是当时烧制的官窑瓷器，另一部分则是清宫旧藏。乾隆帝十分赏识历代古瓷珍品，特别是宋代天青釉的汝瓷。
一个宋代瓷枕是这一时期瓷面錾刻的物证之一。枕形为银锭式，腰部收细，两端放大，是棕黄色为主的三彩釉。枕面上刻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一首《咏古瓷枕》诗：“何年窑冶器，似赵却非柴。火气销全尽，宵眠静与皆。神安忘枕藉，手举称摩揩。欲笑王武子，惟知宜石佳。”诗的尾部落“乾隆戊申夏御题”款，并有“乾隆御赏”和“几暇怡情”的朱白文印。钻石工具提高雕刻水平
乾隆以后，不但在瓷器上镌刻书法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可以在瓷面上雕刻出风景、花鸟、虫鱼等作品。还有人将山水等纹饰镌刻于瓷板之上，再用紫檀木镶边，做成挂屏供室内陈设之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块这一时期的绿底瓷板，上刻单线山水画，相当精美。不过由于工业技术的限制，这一时期使用的工具只是一般的高碳钢凿刀，因此刻出的花纹比较粗糙。乾隆御题刻瓷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文字都低于釉面。
光绪年间刻瓷笔筒
到19世纪，钻石工具开始使用，这使得刻瓷艺术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出现了“双钩”“刮磨”等表现手法，刻制的山水、人物、花鸟等，线条清晰分明，画面生动活泼。
到清光绪年间，刻瓷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存留下来的刻瓷藏品中不乏精美之器。如光绪年间的一件刻瓷仕女大花瓶，高53厘米，画面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构图缜密，楼阁树石等场景分为三层，五十多个人物穿插安排在楼台庭院之中，有聚有散、疏密得当，人物神态生动。镌刻的线条刚劲流畅、精致细腻，虽然只是单墨色，却将清代宫廷绘画的华丽和精致表现得淋漓尽致。底款刻有“储秀宫制”，说明这件作品是清代光绪年间宫内的陈设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