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
记者：敦煌和故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推动力和文化创造的路径，那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王旭东：在敦煌和故宫，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我想这是它们能够开出如此灿烂的文明之花并且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东来西往的僧侣、商人和军队在这里歇息、补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留下印迹。在敦煌保留了早期印度风格的佛教洞窟、带有古希腊爱奥尼柱的建筑绘画，从壁画中可以看到西域传来的各种乐器，还有鲜卑、粟特、回鹘、党项、蒙古等各民族的形象。尤其是藏经洞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和经卷，记载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我们发现不同宗教的文献在一个洞窟里共存，这说明历史上曾有多种宗教传播到敦煌，在这里和谐共生，但最后只有佛教一直传承下来。
在故宫同样能看到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其建筑、藏品深刻记录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大量的宗教建筑场所又体现了不同宗教在皇室的共存。咸若馆和雨花阁是佛教建筑，钦安殿是道教风格，坤宁宫是萨满教祭祀的场所。延禧宫内的灵沼轩，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的西洋式建筑。倦勤斋的通景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和他的学生们借鉴欧洲教堂的全景画形式移植到清宫。故宫收藏的外国文物也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比如各式各样的西洋钟表，代表西方科技的望远镜、日晷仪，来自日本、朝鲜、俄国的工艺品和书画作品……
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在长期演进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域内外优秀文明成果。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让我们中华文化不断壮大，生生不息。莫高窟和故宫，都是中华文化博采众长的结晶。
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
记者：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及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也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年。回顾这两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和感悟？
王旭东：敦煌和故宫的有效保护，都离不开国家的强大和重视。从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他报告给当地的官员，但官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那个时候，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无暇顾及文化的保护。一些国外探险家得到消息，来到这里，骗走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这样令人心痛的浩劫，就是发生在国运衰微、民族危亡的时代。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结束了敦煌石窟长期无人管理、屡遭破坏偷盗的局面。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昔日的皇家禁宫变成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中，故宫博物院开展了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1.9万余箱文物有专人保管、清点，一路都有军队护送，最终没有一件丢失，守住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故宫和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在新时代，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都肩负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要把故宫和敦煌的文物资源、数字资源、学术研究成果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文艺作品，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活起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物价值的挖掘、传播，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一直都开展着广泛的社会合作，在整合社会资源、运用先进技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走在前列。不久前，我们举办了“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汇聚了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在构建“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事业发展体系中，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四个故宫”的建设不仅要靠故宫人来完成，也要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