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孙家洲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朝嘉道时期，桐城派史学家姚莹曾在《书西域见闻录控准噶尔事后》中写道：“周之成康, 汉之文景, 唐之贞观, 本朝康熙乾隆之间, 天下富庶, 教化洽隆，岂异域殊方所能彷佛者？”此时，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前页，西方国家不断凌逼，清朝面临内忧外患。
姚莹有感于清朝皇帝和官员不识外情，妄自尊大，提醒他们要向古代盛世学习，了解边情和世界形势。在姚莹的心目中，周朝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刚结束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盛世。这一说法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对“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的憧憬，并非始自姚莹，自西汉中期始，已被人们当成理想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周本纪》），文帝时代则是“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本纪》）；班固则在《汉书》中说，“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文帝纪》）。
到了唐代，有关上述两个盛世的论述更加繁多。据王子今在《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的研究，“文景之治”的说法，就出自唐代白居易的笔下。可见，它们已被看作一种理想政治标尺。
不过，关于“成康之治”，由于历史上的记载较少，且叙述夸张，有人认为，它更多地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对三代的想象，毕竟40年不用刑，显然不太可信。但是，“文景之治”的相关论述却颇为详实，《史记》《汉书》等皆有记载。
再加上“文景之治”是中国进入帝制大一统时代之后开创的第一个盛世，对于后世起着典范和标杆作用，因此对于它的了解，有助于洞悉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盛世形成的动因。
孙家洲新著《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可谓近年来少有的将这段历史进行精彩叙述和独到分析的著作。该书以“政治博弈”为中心，揭示文景之治的形成，而并未如历代史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孝文帝个人“恭俭”“贤德”才推动了盛世的出现，而是时势使然，与当时政局的动荡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作者将“文景之治”形成的原因，上溯到汉朝成立不久，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后世大多数开国君主一样，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最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抚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集团、并肩共患难的夫人吕后外戚集团以及刘氏宗室集团。毕竟，刘邦以低级小吏起兵，皇帝的合法性尚未确立，功臣和刘氏宗室可取而代之，外戚也能将其控制。
因此，刘邦不得不用封的方式来对军功受益阶层（李开元语）“论功而分封”，将功臣将领分封到各国。然而，自秦始皇以来所确立的“皇权绝对性”，不允许他人酣睡于卧榻之旁，刘邦继位仅半年，就开始以谋反的名义，与吕氏外戚集团联合，将异姓诸侯王逐一翦除。随后，刘邦决定仿照周制，以血缘关系来巩固政权，即《史记》所谓“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然而，刘邦未想到的是，原本与他同甘共苦的吕氏及其外戚集团开始崛起，又危及到刘氏王权。
因此，孙家洲提出一个新观点，“白马之盟”，即“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规定，并非防范功臣集团，而是制止吕氏称王，避免刘氏统治权受到挑战。不过，此时的刘邦已无精力处理飞速崛起的吕氏外戚集团。据日本学者大庭修考证，“白马之盟”的定立时间为汉高帝十二年三月(《秦汉法制史研究》)。仅仅一个月之后，刘邦突然去世。由此，造成吕氏外戚集团及其刘氏宗室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
吕后之子惠帝继位，吕后成为太后。惠帝年轻，生性懦弱，所以实际执政者为吕太后。七年后，惠帝去世，吕太后“临朝称制”，前后长达15年。其间，吕太后大封诸吕，并开始对包括刘邦儿子在内的刘氏诸侯王进行残酷清洗。此时仅存的功臣集团，如陈平、周勃等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隔岸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