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是大唐的巅峰，可恰恰是开元年间的安史之乱，一下子使大唐从云端跌落凡尘。安史两名胡将的能量为何有如此巨大？还是大唐早已积弊重重，安史之乱正好成为各种矛盾爆发的一个诱因？
我们常说人才是最重要的，从人才是否受重视、上升之路是否通畅，便可看出一个朝代的兴衰趋势。这里通过一代名将薛仁贵后人的遭遇，来看一下盛世外表下隐藏着的、已经充满腐朽气味的大唐之躯。
薛仁贵是初唐名将，起于微末，靠着一身本领为大唐东征西讨，最后被加封为平阳郡公，跻身军功贵族行列，仅次于李靖、尉迟恭等开国名将。
薛仁贵的后人自然是要继承平阳郡公这个爵位的，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平阳郡王的薛氏子孙，却是一名叛将薛嵩，薛仁贵的孙子。薛嵩的经历折射出了大唐没落的原因。
薛仁贵的儿子辈还混得不错，但到了孙子辈就不行了。薛嵩的父亲是薛仁贵的次子薛楚玉，官至幽州都督。薛楚玉因为一次战败被免职后，他们这一支便开始走下坡路。
薛家虽然是名将之后，但在大唐的勋爵豪族里面是排不上号的。薛嵩只是一介武夫，既没有显赫的身世可以依靠，自己又不会钻营，因此只能在唐军中当了个小军官，勉勉强强混日子。
安史之乱爆发，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胁迫的，薛嵩居然投降了叛军。安禄山对他很重视，把他当成招降唐军的招牌，你看薛仁贵的孙子都投靠我了，大唐看来气数已尽。
出人意料的是，薛嵩不仅仅是块招牌，还确实有能力。他奉命镇守相州，不但数次击败官军，还把相州治理得井井有条，比处在大唐统治下更好。由此可见，薛嵩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
可惜这样的人才在大唐得不到重用。开元时代的朝廷早已被豪门权贵和李林甫、高力士这样的钻营之辈把持，连薛嵩这样的将门之后，都无法施展才华。难怪安史之乱一起，唐军兵败如山倒，没有得力的将领，怎么可能阻止凶悍的叛军？
经过几年的厮杀，唐军终于占据了上风，叛军已经日薄西山，眼见是快完蛋了。出人意料的是，薛嵩再次反叛，投降朝廷，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继续镇守相州，成为一方藩镇。按说即使普通叛军士兵不追究，将领也应该要治罪的，否则叛变的成本太低，等于是变相鼓励。
可大唐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八年内乱，使国家早已虚弱不堪，朝廷已经丧失对各地方和武将的绝对管控。再加上叛乱虽平，但大量降将手里仍然掌握着军队，为了稳定军心，朝廷不敢从严治罪。
另一方面，平叛的功臣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有意拉拢安史叛将，推荐薛嵩等降将继续统领河北诸郡。这样功臣们就不用担心兔死狗烹，自己被朝廷卸磨杀驴。
于是，薛嵩不但没有问罪，反而升了官，统领相州、卫州、贝州、邢州、洺州军政。后又把相州的滏阳，洺州的邯郸、武安划出来，设立磁州，一并归入其麾下管理。事实证明，这种姑息养奸的政策成为唐末藩镇割据的根源。
奇怪的是，薛嵩的表现再一次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不但没有跟着别人搞割据，还对朝廷忠心耿耿。真是世事难料，当初作为名将之后，却被拉入叛军反抗朝廷，没想到几年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了唐帝国最忠诚的藩镇武将。
为表彰他的忠心，朝廷在公元766年封薛嵩为高平郡王，实际封赏两百户，授昭义军节度使，之后又被封为平阳郡王，超过了他的祖父薛仁贵，成为薛家爵位最高的人。
通过薛嵩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实际是忠于朝廷的，更愿意成为造福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不是祸乱天下的叛将。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才，在大唐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不出意外的话，混个中层军官就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