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韩非认为商鞅变法只注重“法”而忽略了“术”，导致秦王“无术以知奸”，秦国虽然富强，也只是“资人臣而已”。故张仪名震诸侯而惠王无功，穰侯广地于陶而昭王无闻。在秦始皇罢黜吕不韦，总揽朝政之后，最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术”。
所谓“术”，韩非子解释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它是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督责下属的办法，也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术”的核心精神在于君主专制，强调“独断”，对此申不害曾明确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君主位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宝塔尖上，最需要发挥的就是判断力，不能轻易让下属来代替自己进行判断。正确的做法应是把官职授予能人，然后根据成绩来判断其是否称职，而且还要握牢生杀之权，不能被权臣所制。
商鞅要求臣民奉公守法，申不害呼吁君主独断专制
当然，单靠“术”来治国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术”的核心在于君主的一人独断，一旦更换新君，就会朝令夕改，没有常法，国之盛衰皆系于一人；故而自韩昭侯与申不害死后，韩国便没有再强盛过。因此，韩非说：“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在“术”的责令下，百官皆守职不动、不敢越级言事，导致君主因独断而闭目塞听；在“法”的约束下，医生、工匠、商人都无缘官爵，因为秦国只以斩首计功，而他们皆非战斗之士，导致国家人才匮乏。
故而，韩非子主张兼用法术，而他也常自称为“法术之士”和“智术能法之士”，在《孤愤》、《说难》诸篇中都呼吁国家重用这一类人来治国，而不是豢养儒墨、贵人、商工、剑士、说客之类的“五蠹”。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为秦始皇的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此外他还批判吸收了慎到的“势”，对秦国统一天下后的制度规划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的思想集“法”、“术”、“势”为一体法家思想成为指导大秦制度的原则
《史记》说申不害、慎到与韩非皆“本於黄老而主刑名”，《黄帝四经》也有“道生法”的观点，揭示了法家与道家的微妙关系。其中，慎到受道家的影响最大，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君主任其逸而下属任其劳，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双方的“势”不同。他说：“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因此，法治的原则在于顺势而为、因势而治、顺其自然。至于贤能之人，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也像老子一样，说“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主张“不尚贤”。
对此，韩非认为慎到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如果任势而不尚贤，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恶人拿来作恶。夏商之制，尧舜在上则治，桀纣在上则乱。君主专制制度在贤能君主的治理下，可以实现富国强兵、政通人和；然而一旦落入昏愚暴君之手，就会荼毒百姓，贻害千古。慎到怎能说“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呢？既然天下之人贤良的少而不肖的多，那么势位不过是为暴君服务罢了。国家就像一辆车，势位犹如马匹，刑罚则是鞭策，而君主便是驭手。如果让专业的马夫王良来驾驭，则车轮会平衡的向前运转，到达想要去的地方；而如果让酗酒醉驾的独夫来掌控，则难免会车毁人亡。所以韩非批判慎到的“势”论，说：“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单靠势位无法实现治理
制度要由贤能的人来操作与遵守才能实现治理，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有贤君能人在，便可不用依靠势位，这种把一国之政寄托在几个人身上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兼用势位与贤才，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如果必待尧舜在位乃治，则千世乱而一治也；因此，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制度，确立好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合理势位，使得即使再平庸的君主也能维持基本的治理，只有极度昏庸的君主在位时才会陷入混乱，这样便能实现千世治而一世乱的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