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认为秦国统一天下是七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朝代中，秦朝统一天下耗时最长；从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共计138年，比汉晋隋唐元明清都久。
在战国时代有一些“法术之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纷纷献书进言，向秦王分析秦国迟迟没能统一天下的原因。这些文献大多收录在《韩非子》里，在第一篇《初见秦》中，作者就说秦国兵强于天下，却屡屡错失统一的良机，实在有失“霸王之道”。可以说，这些“法术之士”对秦国的政策起了纠偏的作用，推动了统一进程。其中韩非的思想尤为深刻，他为人口吃，但写作能力了得，据说秦始皇读到他写得文章后，深为触动，不禁赞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那么韩非子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为何会令秦始皇如此的赞赏？
被秦始皇赏识的思想家韩非子认为商鞅的思想还不够完善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诸子百家里没有一个是秦国人。其中，老子是楚人，孔子是鲁人，孟子是邹人，墨子、庄子和惠子是宋人；田骈、邹衍出自齐国，慎到、荀子来自赵国，李悝、张仪、犀首皆是魏国人，就连韩国也有一个申不害。而作为西方大国的强秦却显得本土人才匮乏，没出过一个思想家。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毫不客气地说自秦穆公以来，秦国所用的人大多都是诸侯之客，像百里奚、商君、范睢、吕不韦等都不是秦国本土培养的人才，倘若秦国却客不纳，那么将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
对于秦国来说，“士”这个阶层不被重视，这种传统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把国家的重心放在“农”与“战”上，认为农民与战士才是强国之本，官爵应当授予这两个阶级。至于贵人、商人、技艺、逆旅、儒生和游士，则都被视为“淫民”，他们通过世系爵位、经商致富、游说取官和技艺糊口的方式来逃避农战，不肯耕种土地，也不肯上阵杀敌，故而于国家无益。所以在《农战篇》中，商鞅主张打击这些阶级，以便建设一个以农民和战士为主体的国家。愚农不学无术，就可以像牛马一样供统治者任意驱使，能够专心耕种，为国家生产财富；战士贪功轻死，便会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积极为国家开疆拓土。
在这个国家中，统治的原则是“务在弱民”。统治者要把持好权柄，用“法”来绳制万民。一方面设置严刑酷法来威慑他们，另一方面又利用官爵利禄来诱使其听令，这样便可达到“民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国富而兵强”的目标。
然而，韩非子认为正是因为商鞅轻视了“士”，所以在变法之后秦国本土的著名人物要么是权臣，要么是武将。他们重视个人利益而轻视国家或王室的利益，所以张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兼相秦、魏二国；穰侯远攻而近交，为的拓展自己的封邑；范睢害怕白起得势，便劝秦王解除邯郸之围；吕不韦相秦而讨河南之封，十多年里，秦兵出函谷关的次数寥寥无几。这些群臣的利己行为延缓了统一大业。
因此，韩非子说：“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认为秦国之所以迟迟不能统一天下，是因为权臣怀有私心，而君主却不懂得运用权术来驾驭他们。所以秦兵虽强、胜仗虽多，但受益的都是权臣，而非国家。因此，商鞅的“法”还不足以强国，还需要兼顾到申不害的“术”。
韩非认为商鞅的“法”没有确保君主的专制权力韩非对法家思想的改造与发展
就在商鞅变法的同时，另一位法家人物申不害也在韩国发起改革。与商鞅注重基层的“法”不同，申不害更重视顶层的“术”。
对于“法”的含义，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也。”因此，所谓的“法”乃是统治者用来统治臣下的工具，由国家制定法令，用它来规范与控制臣民。其中，赏罚是法令的主要内容，只要赏得谨慎、罚得公正，就会使民心悦服，进而听从号令。使得国家行政运作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高效而畅通。但是“法”也可能会被权臣所窃取，成为篡权夺位的手段。例如田乞就通过大斗换小斗的做法，市恩于民，窃取了齐景公的赏赐之权；而赵高也利用秦二世厌政的机会，指鹿为马、铲除异己，盗用君主的刑罚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