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已出版的作品中，《哲学通论》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广泛的，也是最为持久的。《哲学通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既是同它对“哲学”的追问密不可分的，又是同它作为“专著性的教材”而流传于世密切相关的。
《哲学通论》的主题很鲜明，问题很集中，就是在对“哲学”的追问中阐述我对“哲学”的理解。我把《哲学通论》称之为“专著性的教材”，既不是有意为之地标榜其“专著性”，也不是有意为之地强调其“教材性”，而是因为这本书的“立意”和“追求”本身是“二重性”的：
其一，它以“追问哲学”为主线，针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对“哲学”的各异其是的理解和阐释，具体地探讨哲学的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理论性质、社会功能和演进逻辑，系统地反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并赋予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以作者的独特的思想内涵，因而是一部具有很强的个体性的学术著作；
其二，它又以“追问哲学”为主线，针对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对“哲学”的教条化的理解和阐释，具体地分析教科书对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四大板块”对哲学基本理论的论述，系统地反思教科书对“哲学”“真理”“矛盾”“规律”“价值”“历史”等基本范畴的阐述，体系化地展现作者对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的理解，因而又是一部具有很强的教科书性质的教材。正是基于《哲学通论》本身的“二重性”，我把它称之为“专著性的教材”。
《哲学通论》的“专著性”与“教材性”的“二重性”，直接地体现在它的内容与形式的“二重性”上。从形式上看，《哲学通论》呈现给读者的是“讲述”哲学的自我理解、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主要问题、派别冲突、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和创造，具有显著的教科书式的叙述方式；
从内容上看，《哲学通论》所论述的全部问题，又是论证作者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赋予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以新的思想内涵，变革了“教科书”所给定的哲学观念，因而又具有显著的学术专著的理论内容。《哲学通论》的内容与形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它是一部“专著性的教材”。
作为“专著”，它变革了教科书的哲学观念；作为“教材”，它使变革了的哲学观念得以普及。以“教材”的形式而展现“专著”的内容，又以“专著”的内容而诉诸“教材”的形式，这大概就是《哲学通论》产生广泛影响的生命力之所在。
《哲学通论》的“专著性”与“教材性”的“二重性”，又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它的“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张力”上。《哲学通论》诉诸的是对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的反思与论证，但是，这种反思和论证所诉诸的叙述方式却不是抽象的、晦涩的哲学概念的罗列，不是“原理加实例”的解说，而是对人们所“熟知”的哲学观念的探究与追问。这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哲学通论》所探讨的问题，几乎都是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哲学通论》所研究的理论，几乎都是人们普遍熟悉的理论；《哲学通论》所分析的范畴，几乎都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哲学通论》的出发点是黑格尔的那句名言：“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
具体言之：怎样理解哲学的“爱智”？怎样理解哲学的“世界观”？怎样理解真理的“客观性”？怎样理解价值的“主观性”？如何看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如何看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如何看待“真善美”与“假恶丑”？如何看待“历史活动”与“历史规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何以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哲学何以“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由“熟知”而追究“真知”，由“名称”而升华为“概念”，由“文本”而凝炼为“思想”，从而超越“原理加实例”的教科书模式，把哲学的“学术”变为人们的“学养”，这就是《哲学通论》力求达到的“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张力。
《哲学通论》的“专著性”与“教材性”的“二重性”，还比较显著地体现在它的“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张力”上。《哲学通论》力图以全部哲学史和当代哲学为背景来追问哲学，几乎每个哲学问题都要回应古今中外哲学家们所提出的重要理论观点，并因而触及难以胜数的哲学著述。“文本研究”应当是“通论哲学”的坚实基础。然而，“通论哲学”的《哲学通论》并不是关于某种哲学理论或某种哲学思潮的专门研究，而是力图以哲学史为背景而疏通对“哲学”的理解，因此，就需要自觉地保持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力求做到史论结合、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在我看来，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