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烬宫遗录》记载：“周后选入宫，名在第三，懿安见其丰容端丽，特拔之为信王妃”。又明吴江（今属江苏）人史玄，亲东林党人士，在他所著《旧京遗事》 中写道：“毅宗烈皇周氏，钟祥茂苑，天启中选于龙邸，时皇太后崩，神庙刘昭妃主太后事，中宫之政，禀成于张皇后。烈皇后圣质端凝，少颀颀之美，张皇后钦迟之意见于色端。昭妃曰：今信王殿下，睿质方冲，黄花女得婚姻配合，自然长大，合得配信王。赞襄之下，乾坤因而定位矣。”
信王妃周氏排名第三，被特拔入选
不少史料记载都直指皇后周氏，在天启年间的信王选妃中，仅名列第三，而且一点也不出众，压根就入不了主持选婚的天启皇后张嫣之眼，不想立周氏为王妃的想法早就表露无疑，迟迟不肯发话，是靠关键评委之一的刘昭妃力挺，才特拔之。说白了，无非就是周氏靠内部关系（主要是东林党人）才勉强当上了信王妃。所以，周氏在入选信王妃后，借着枕塌之欢，也忙着对信王朱由检吹阴风，为后来对魏忠贤一伙的天启帝党过度打击立下了汗马功劳。《思陵典礼记》有载：“既册立，协谋去魏逆，称贤功。”
我这里不妨大胆假设一下，恐怕是跟崇祯一后二妃的记载有关，东林党人内部应是也有过争议，有人提议用汪楫、金日升的说法，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而毛奇龄则坚持己见，觉得做人还是要有所底线，不惜以拍屁股走人要挟，由于有了分歧，观念上也不尽一致，他最终选择退出，于是大家不欢而散。或许是受到毛奇龄的影响、提醒，东林党人改变了修史策略，不再执着于明面上的过度遮掩，反而采取更为高超隐蔽的手段，渐进式地对内容进行渗透改编，企图达到混肴是非的目的，毕竟他们也还是要面子的。
田秀英受宠，名气相对大些
既然从田秀英身上不好再多做文章，那就从跟她一起选入的袁氏身上动手脚。相对于田秀英的高知名度，袁氏相去甚远。《思陵典礼记》记载：“上初幸妃宫，谓之铺宫。田已立为贵妃，袁乃铺宫，相去七八年。”这说明袁氏相当不受崇祯待见，过了七八年，崇祯才去袁氏那里光顾，这个不知是否准确，若是真的，那就真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由此可见，袁氏在外人看来，怕是有不少人还真不知道有这号人物。
修史的东林党人要的就是这个，利用大多数人对袁氏的不了解，借用袁氏说事，再将她和田氏捆绑，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知上的混肴，给人以原来田氏跟那个袁氏一样的感觉，瞬间就将田氏这个人拉低到袁氏的档次，尤其是针对那些原本并不很了解田氏的人，相当凑效！而手握修纂《明史》大权的东林党人，绝不满足于此，更是对田袁两人信息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和颠三倒四，更加让不知情的人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清真相，只能一味相信接受他们所给的东西，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了他们混肴是非的目的，而不可告人的真相却被淹没了，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而周氏对有助于自己的刘昭妃、天启皇后张嫣也没忘记。《烬宫遗录》载：“故正位后深德之”这是入选信王妃后，周氏对皇嫂张嫣的报答，晋升皇后之后，还暗助张嫣住进了原本是太子居住的东宫—慈庆宫，不必与众多先帝后妃去争夺那狭小的居住地盘。《胜朝彤史拾遗记》中则讲述了皇后周氏，或许对崇祯吹耳边风后，刘昭妃如愿以偿的获得太后宝印，称太妃并住进了属于太后的慈宁宫。周、田两人同时参加信王选妃，田氏排名前二
由此来看，信王朱由检当时大婚选妃应确实是“选一陪二”。《明宫词》载：“天启中选妃，（田）入信王邸。信王入嗣，（田）册礼妃。”更是进一步明确了，田氏参加了是天启年间的那次信王选妃，也就是跟周氏同台较量，排名前二，位列周氏之前，得以入侍信王，而不是崇祯登基后的那次选两宫之妃。在《烬宫遗录》里，又有不同的说法，“袁田二妃同选于朱阳馆，后亲下聘礼迎入宫。”这里的朱阳馆，不知道是笔误呢，还是故意用来混肴是非的，应是诸王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