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法家的法是目中无人的，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这就是法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法家立法太严，执法太苛
比如说，在商鞅变法时期的法律规定，但凡有不务农而经商的人，或者是干农活的时候不卖力的人，他的妻子孩子都要被没收为官奴，此外，在治安方面，哪怕是乱扔垃圾，都要被处以很重的刑罚。
所以，商鞅才会在变法初期一天能够杀七百人，这样的法律实在是太过于苛刻。不过，我们也并不能称之为“暴政”，韩非曾说，仁暴者，皆亡国者也，意思是说，仁政和暴政都要不得，而法家的做法，也确实不能与暴政相提并论。
不过，他们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也确实太过于严厉，有些地方不懂得变通，也没有考虑到人所处社会当中的特殊情况，毕竟人不是机器，有些时候，不能完全地以冰冷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也需要考虑到实际的状况。
就比如说，法家在韩国进行变法的时候，也定过法律，立过规矩，有一次，在韩昭侯酒醉之后，旁边管理帽子的小吏，为了避免韩昭侯出现身体问题，就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但这件事情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那就是，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人都被杀头：前者的罪名是失职，作为管衣服的小吏，没有考虑到韩昭侯的身体情况，反而让管帽子的小吏去盖衣服，自然是失职；而一个管帽子的小吏，不好好地管理帽子，反而是私自动用了别人管理的衣服，这个罪名则就是越位，所以统统该杀。
再比如，在春秋时期管仲的统治之下，那个时代的人民，是没有迁徙和改变自己职业的自由的，他们只能够听从官府的号令，让他们住在哪里，就只能住在哪里，让他们去干什么，就只能干什么，不能私自改变。
到了韩非的时候，则更加的苛刻。韩非甚至认为，人民群众不应该有自由的思想言论，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就是说，要管理民众，首先要让他们不准乱行动，其次，让他们不准乱说话，最终的根本目标是让他们不准乱想。
这样的条件，可谓是非常极端了，因为人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完全的按照同一种模子进行生活，哪怕是现在的法制原则，也只是禁止某些行动，但无法禁止思想，可韩非却恰恰相反，他认为最应该禁止的就是思想。
所以，后来采用韩非观念的秦帝国，才会有焚书坑儒，把所有的思想文化遗产都消灭掉，同时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也都消灭掉，只留下国家的法令和政府的官员，并且美其名曰：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可是，有哪一个人愿意禁锢自己的行为，禁锢自己说话的权利，甚至禁锢自己思想的权利呢？所以，法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它并不像儒墨道这几家，他们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过分的理想化，但是却并不会激起人民群众的誓死反抗，也没有侵犯到任何一个阶层人的根本利益。
而法家不是，法家严酷的法律法规以及执法方式，让平民百姓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受到了思想和行为上的强制性约束，久而久之，当压力施加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人民自然就会奋起反抗，这也是，为什么大秦帝国会“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法家确实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成功的，因为，他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知道在那个社会环境当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只能够通过君主来实现，所以，就要通过为君主谋取利益，通过君主的集权来接受天下的战争，来创造一个大一统的社会。
这是一种顺应社会现实的做法，并非像其他学派一样，刻画一个与现实社会并不相符的理想化社会，所以，法家的顺势而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推动了当时的历史发展，也在诸子百家当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