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境内卫所的建置除了分布不均衡外，在职能上也与内地卫所很不相同。既然是卫所，当然得承担军事使命，但明代贵州卫所的特殊性正在于，除了承担正常的军事使命外，下述四大职能一项也不能少，这才是明代贵州卫所真正的特殊之处。如果这些卫所不担当起下述四大特殊使命，不仅贵州设省无从谈起，就连卫所本身的存在也得蒙受严峻的挑战。贵州卫所是贵州行省设置的开路先锋
明代所接管的贵州地区，除了土司领地就是“生界”。朝廷的封疆大吏，在茫茫贵州大地上竟然无立锥之地，要在贵州设省建府谈何容易。若凭借朝廷的名义，又能以恩惠收买贵州各级土司，那么派兵戍守，也就变得可行了。明廷接管贵州的次年（1368年），能立即着手卫所的建置其原因正在于此。因而卫所一旦建立，就变成了朝廷钉在贵州大地上的铁钉，成为日后设省置府的基础。
贵州一旦卫所设置成功，设省置府就成了必然的后续行动。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思南田氏土司兄弟内讧，这对于土司而言，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永乐皇帝却能抓住时机，暗底调兵五万，由镇远侯顾成全权指挥，在不惊动两大土司任何下属的情况下，仅凭借少数亲兵的突袭就抓捕了武装械斗的田琛和田宗鼎。（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8167页）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凶被抓获后的三天，田氏土司的下属，才获知事情的真相。而此时官军已经布置完毕，将田氏土兵彻底控制，以至于朝廷一声令下，在贵州维持了五百年统治的土家族田氏土司，在一夜之间就彻底土崩瓦解，贵州设省随之宣告完成。试问，若不是田氏土司领地周围已预先安置了兴隆、平越、偏桥、镇远、清浪、平溪7个卫所，五万大军的调动，能作得如此神速果断吗？若田氏土司不除，贵州设省又从何谈起。
思州土司后裔居住地衙院残存的正门一角贵州卫所是贵州行省各级行政机构的后盾
贵州设省之初，省城贵州城周围竟然无一寸朝廷辖地。若没有贵州卫和贵州前卫的屯军和屯防地作支撑，贵州行省的行政官员如何能安坐贵州城内办公？若没有两卫将士拱卫，行省官员的安全又如何得以保障？总之，若非事先设置了贵州卫和贵州前卫，要将省城设在贵阳也万万办不到，即使设置了省级机构，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一言以蔽之，贵州境内的卫所设置，恰好是贵州行省设置的开路先锋。
不仅省级机构如此，府级机构也不例外。安顺军民府的设置虽迟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但作为影子存在的安顺府却在正统三年（1438）已初具规模。就在日后安顺府的辖境内，正统三年（1438）时已有四州的设置，它们是安顺州、永宁州、镇宁州和普安州。（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1201页）
有趣的是，除普安州外，其余三个州既无治所又无城垣，更为里甲，属下只有六个长官司。于是，普定卫不仅是一个军事设防重地，还是安顺、永宁、镇宁三州的治所，还是康佐等好几个下属长官司的办事处。（参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1202页）当时的普定卫城不仅承担了府城的职责，拥有了府级行政机构的雏形，还充当了各级下属机构的联合办公处。当时安顺军民府虽然没有挂牌，但作为日后安顺府前身的胎儿，已经在普定卫城孕育之中。普定卫城事实上成了安顺军民府的母体和摇篮。若没有普定卫，安顺军民府将从何而来？又将如何建置？
贵州设省之初，省、府、州、县虽次第设置，但各级行政机构完全被包围在土司领地之内，暴露在连土司都未曾设置的生界面前，因而郭子章在《黔记》一书中哀叹说：“东路仲苗不窥我城，即断我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立足未稳的各级行政机构，如果失去了各卫所的支持和保卫，根本无法站稳脚跟。因而，各级政府官员，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正常的办公和礼仪活动都往往在卫所中进行。难怪明人王士性说：“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