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于东巡归途中患病，最终病逝于沙丘，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密谋，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布诏书，指责公子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令两人自杀。扶苏、蒙恬接到诏书后，虽然蒙恬怀疑诏书真伪，但公子扶苏最终还是选择了依照诏书命令自尽。那么，扶苏为何接到诏书之后，不怀疑其真伪便自尽呢？
原因之一：扶苏推崇儒家思想，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曾试图推动各国文化融合，为此不仅接纳六国文化，且设立博士职位邀请六国学子担任，使得大量诸子百家学子涌入咸阳。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不同，公子扶苏因性格原因，反而更为推崇儒家思想。
扶苏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在“焚书坑儒”事件中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焚书”事件爆发之后，秦始皇曾下令不得公开非议朝政，然而就在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术士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一番讥讽之后，就此逃离咸阳宫，秦始皇一怒之下令人大肆搜捕咸阳城内的术士，并将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
针对秦始皇坑术士一事，扶苏便曾上书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惹得秦始皇大怒，将其发配到上郡边地，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
这种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不仅使得公子扶苏与秦始皇的关系极为紧张，而且直接导致了他被发配上郡边地。对于推崇儒家思想的扶苏来说，面对胡亥等人以秦始皇名义发布的诏令，比较崇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忠孝”伦理纲常的他，已是不得不死。
原因之二：秦国法家思想的影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商鞅变法不仅是秦国迅速崛起的根源，同样也成为了秦国历代君主治国的主要理念，而历经商鞅变法，再加上韩非、李斯等人的推动，法家思想早已深入秦国人的骨髓，即使扶苏比较推崇儒家思想，但长期生活在秦国的他，也难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
秦国的法家治国理念，讲究的就是严刑峻法，因而拥有极强的君权理念，这虽然有助于秦国在战争年代凝聚国力，同样使得秦国人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对上级的服从、畏惧观念。这种治国理念下，秦国的国君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只要说处死任何人，根本无人敢于反抗。
纵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国国君下令处死的朝中重臣可不在少数，就连白起、吕不韦这种功勋卓著、权势滔天的重臣根本无力抵抗。
而扶苏接到诏书之时，根本不知道秦始皇已经去世，因此即使他对诏书的真伪有所怀疑，但因为长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他根本不敢上书秦始皇求证，也只能依令自尽。
原因之三：想要反抗却毫无实力，蒙恬并不一定会举兵反叛
蒙恬手握重兵不假，按照宗法制观念扶苏乃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样不假，但如果要蒙恬和扶苏两人联合起来举兵反叛，却是难上加难。
虽然历史上关于胡亥继位的正统性始终有所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胡亥、赵高、李斯这三个人组成的团体太过强大了。胡亥乃是秦始皇最为喜爱的一个儿子，在没有立下储君的情况下，他的继位也算是顺理成章；赵高作为中车府令，秦始皇去世之后直接控制了传国玉玺，这就是发号施令的最高权威；李斯作为丞相，则可以迅速稳定朝局，使得胡亥顺利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