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
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
由此，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杯酒”之细节，而关注“释兵权”之本质。
“释兵权”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