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发生后，罢工指挥部向全国发表宣言，得到全国舆论支持和经济支援，罢工声势也越来越大。随着罢工时间的延长，开滦矿务总局经济损失巨大，致使股票下跌，引起国内外各方关注。开滦总经理意识到仅依靠强硬政策于事无补，他与杜克茹商议后，决定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做出适当妥协。同时，天津总局通过英国使馆给政府施加压力，加快“平息工潮”。11月15日，开滦总经理公布 退让条件，16日后，各矿工人连续复工。杜克茹对罢工结果表示满意，他曾做出如下评价：“我们可以祝贺我们自己取得一个大胜。”
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持续20余天，期间，杜克茹竭力维护开滦资本家的利益。他经常向开滦总经理通报矿区情况，为其出谋划策；为分化罢工工人队伍，他请出其密友薛礼渊（荷兰人，唐山天主教神父、开滦教养院院长）作为调停人，劝导说服工人复工。罢工结束时，他极力敦促警方逮捕罢工领导人共产党员邓培。由于他在镇压罢工等方面的“功绩”，开滦矿务总局曾给予其额外奖励。
1909年杜克茹在任时，年薪为1600英镑。此后，开滦矿务总局数次与其续订合同，六次为其加薪。1922年后，杜克茹年薪达7000英镑。1930年11月3日，杜克茹退休。
杜克茹在开滦工作长达24年，亲身经历了开滦发展初期及联合经营后的发展历程。期间，他多次就开滦焦炭生产、成本管理、用工制度、港口建设等事宜向总经理提出建议，还连续三届担任唐山高级员司俱乐部主席一职。离任后，滦州公司董事会于1930年11月7日向其致信表示感谢，并聘任他为名誉顾问。1936年，受开滦之邀，杜克茹回到中国，对开滦矿务总局情况进行调查，并写成《开滦矿务总局各矿考查报告》。
（赵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