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一些流行时间长、年代跨度大的器物品种如耀州窑的盖碗、注碗（注子与温碗之合称）、渣斗等。根据它们在造型上的一些变化以及装饰特点，参照纪年资料，也都不难识断其年代所属。当然，由于墓主生前家境丰裕，爱好古物而多有蓄藏。
故如同在墓中发现西周至汉唐铜器的情况一样，随葬瓷器中也有个别年代较早的制品。除大家都已留意到的那件年代或属五代或宋初的龙首流青瓷执壶外，还有一副青瓷托盏（图1）
▲（图1）耀州窑青瓷托盏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年代也有可能略早于墓地上限，应为11世纪前半叶（北宋中前期）制品。盏为瓜棱式，造型与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盏相同。
从考古资料看，此式盏流行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中前期，除陈国公主墓外，还见于北京地区辽统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997～1011年）韩佚夫妇墓出土的越窑青瓷，以及辽重熙十四年至二十二年（1045～1053年）王泽夫妇墓出土的定窑白瓷等。
刻花（这里指“浅刀”刻花）可说是耀州窑青瓷最富声誉的装饰工艺之一。这一工艺滥觞于五代宋初，河北定州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耀州窑刻花莲瓣纹青瓷碗等，即为其例。不过刻花作为耀州窑青瓷的主流装饰工艺之一并形成特色，却是在北宋中晚期。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刻花青瓷（图2～9）为数不少，其中可分精、粗两类。
▲（图2）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经瓶
元祐八年(1093年)吕氏家族墓地M2出土
▲（图3）耀州窑青瓷刻花缠枝牡丹纹经瓶
BY｜典藏君 得一堂古美术
图｜考古陕西 得一堂古美术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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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八年(1093年)吕氏家族墓地M2出土
▲（图4）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花口瓶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图5）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罐
元符三年(1100年)吕氏家族墓地M20出土
▲（图6）耀州窑青瓷刻花双系罐
吕氏家族墓地M4出土
▲（图7）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盖碗
吕氏家族墓地M7出土
（图8）耀州窑青瓷刻花渣斗
吕氏家族墓地M6出土
▲（图9）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盒
吕氏家族墓地M5出土
鉴于同墓葬的相同器物中亦有精、粗之分，故可基本认定它们属同一年代制品；精、粗两类产品之间，并不存在刻花工艺由低级向高级嬗变的关系。从Ｍ2（疑为吕大临墓。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M20（吕大忠墓。葬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和M29（吕至山墓）等出土的瓶、罐、钵等刻花青瓷看，其精者刀法圆熟，线条流利，图案生动，刻花工艺相当成熟，可说已达到或接近这品种的历史最高水平。
笔者曾在旧著《宋辽金纪年瓷器·耀州窑》一文推测，耀州窑刻花工艺臻于纯熟完美，大约是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即北宋末年至金中前期。而今看来，这个推测或无大谬。只是，根据吕氏家族墓地的新发现，并参照海内外公私收藏的一些相关的顶尖级藏品（图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