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介绍的兵书篇幅都不长，而《武经总要》的篇幅却可以用“洋洋大观”来形容，它分为前后两集，每集均有二十一卷，共计四十二卷。前集分为“制度”和“边防”两部分，主要记述了宋朝的各项军事制度、作战方法及边疆形势、应对策略等；后集分为“故事”和“占候”，主要记述了历代用兵故事和预测气候、吉凶的方法。《武经总要》中有许多兵器、营阵的精美插图，可以说这些插图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制度提供了一条最直观的路径。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宋神宗还颁布了《武经七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军事教科书。它是七部古代兵书的合称，也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之所在，这七部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孙子兵法》《太公兵法》（又称《六韬》）《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常与《六韬》合为一书）外，还有《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
明代后期是兵书大量产生的时代。历史学者李伯重先生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中写道：“明代兵书数量之多，为中国各朝之冠，其中大部分又出自16世纪、17世纪。”这与明代后期倭寇的屡次进犯、北方边疆形势的波动有密切关系。
在对敌作战中，火器已经成为明代军队最重要的武器，与一些人认为明代火器落后于西方的观点不同，李伯重先生认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对此积极引进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得中国火器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与西欧的水平大体相当，使得中国和西欧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明代兵书中记录火器者甚多，其中何汝宾的《兵器》中的《西洋火攻神器说》一章，“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火炮技术的专著之一”，后来此章在1799年译成了日文，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在本文最后，笔者还想介绍一下明代一部与海洋有关的兵书，这就是成书于1562年的《筹海图编》。此书是由当时巡按浙江的胡宗宪主持编写的，其编纂目的即在有效应对倭寇进犯。胡宗宪麾下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有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名将，其中戚继光也撰写了一部兵书——《纪效新书》，而且还有郑若曾这样的布衣学者。
郑若曾受胡宗宪委托，编写了计有十三卷的《筹海图编》。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部书用专章讨论了倭寇的产生、他们习惯的作战方式，并且在总结历次大捷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解决倭患的方法。《筹海图编》还是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集，它包括了一百多幅地图，如广东、福建、浙江、直隶（此处指的是南直隶，即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明代还有北直隶，即今河北、天津、北京一带）、山东、辽东沿海山沙图、沿海地区州府城池图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尤其应当提及的是，该书卷一的《福建沿海山沙图》中描绘了钓鱼岛的轮廓，并将其称为“钓鱼屿”，这是明代将钓鱼岛等岛屿作为中国领土纳入海防区域的明证。（陈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