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仰韶晚期和后仰韶的文化低潮阶段，相对于周边其他区系的文化而言，位居中原的仰韶文化故地的聚落与人口规模也未落下风，不过，从庙底沟顶峰阶段的跌落和解体，则为其吸纳周边文化因素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以及东南的良渚文化等在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对仰韶故地的挤压和渗透态势，加上环境变化、仰韶系统内部解体之后北方地区的仰韶后人携带变异和源自更远的西北方向的文化因素向故地的回归，使得使其原有的核心分布区即所谓的中原一带较早进入一种不同血缘族群重叠挤压的复合式文化融合与重组的演化状态，从而形成了石峁、陶寺、瓦店、新砦和二里头等广泛综合各地文化创造的新型中心城镇。乱葬坑、殉人、活人奠基和祭祀遗存等在中原地区的大量发现，表明在此融合重组过程中不乏血腥冲突与对抗。但是，这种同一区域中的复群化社会分层生存状态，恰恰为突破血缘、超越部落和部族的国家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性条件，也正是红山、良渚以及海岱和江汉地区同时期文化所缺乏的重要文明基质。因此，中原地区最终能够成为诸早期王朝的降生与盘踞之地。而所谓王朝，可以理解为诸王来朝的国家文明中心，也可以理解为争夺文化正统的逐鹿中原。
所以说，仰韶文化的形成很重要，仰韶文化的解体也同样重要。仰韶文化尽管未及形成文明，但却是华夏文明的奠基者。当然，中国早期以王朝为载体的华夏文明的形成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简单复兴和崛起，而是一个更加复杂、壮阔甚至血腥的以仰韶故地为舞台的文化碰撞、融合、重组和新的蜕变，但是，正是自仰韶时代开启的农业村寨和族群文化间的互动模式，为真正的东亚早期国家文明的登场提供了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基础、语言文化认同和地理舞台背景。在此过程中，也确定了仰韶文化作为华夏传统的奠基者角色与地位。
按照一些学者对仰韶文化内涵特征及历史文献与传说的概括把握，从彩陶纹样、一系列相关地名、人名与华之传说等，有理由将仰韶文化理解为东亚大地主干族群的华化——族群记忆与认同过程中首次浓墨重彩的底色铺设，使其具有了从花到华的意识形态认同倾向。服饰美丽谓之华，文化高雅谓之夏。当然，这种模糊的文化优越和认同感经过国家文明尤其是春秋战国文化交互加剧过程的淬火，才渐渐清晰和定格，成为相对于四夷的中原族群的文化自觉，华夏、秦汉乃至唐人，慢慢成为了东亚文明的内圈核心，文化上的统一与扩张也客观上普及了这一认同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的共识化与长期影响。因此，仰韶文化可被视为是华夏传统在东亚脱颖而出的第一个关键形成期，为周边族群和文化上的逐鹿中原提供了可供争夺的人口资源对象和文化认同正统，传统才有了可以被传承的世界观框架和文化内核。
100年之后，中国考古与文明认识的突破，仰韶文化的重新认识仍是关键一环。一方面中国考古学需要在系统揭示考古遗存时空框架与内涵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兴科技手段和理论方法追寻其背后的人群、语言、经济与社会组织等演进轨迹与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将文化与文明放在东亚乃至人类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论整合与概括，追寻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从涓滴之流汇成江海、从多元走向一体如同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过程与机制。
当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绕开传统历史叙事大一统模式的怪圈，通过对仰韶文化的条分缕析及其与周边诸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学说，但是苏秉琦先生并非要解构大一统、颠覆大一统。走向大一统是中国文化与文明演进的逻辑宿命，中国考古学的使命就是揭示这个复杂过程及其内在的机理，从而对自身及民族文化传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成熟，仍然寄望于其在与仰韶文化研究的相互砥砺中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