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三部邮集则分别为蒙古邮集，这包括各种全张、方连、版式、刷色、变体等。其中有两枚信封，未贴邮票，盖一巨型特戳，以戳代票，极为珍罕。赵世暹的这部邮集，实与当时蒙古邮票收藏大家、俄国邮商舒俩克藏品不相上下；第二部邮集邮是洪宪元年戳集，这部邮集有五六百枚邮品，其中有连票信封、明信片、单票等，均盖元年邮戳者，分省、县收集，其中袁世凯称帝83天内的全国各省邮戳全部收集齐全；第三部邮集为哈尔滨加盖俄国客邮集，这种俄国客邮共有九种，而赵世暹收集到自试印、试色，以及各种全张，其中最难得的是二分加盖在2K之红蓝各半票（上半张红色，下半张蓝色），实为当时的珍品。
1932年，赵世暹从哈尔滨调任到张家湾车站，他携带着两大箱珍贵的邮品赴任，可是不料在途中遇到土匪劫车，两箱藏品被全部抢走。赵世暹饱受打击，而这些珍贵邮品的失去，也可以说是对中国集邮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赵世暹与“邮王”之称的周今觉是莫逆之交，每当发现珍邮首先就告诉周今觉。近两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赵世暹1926年送给周今觉的一枚由新疆伊犁寄北京的俄国客邮封，估价达到40至45万元。这枚客邮封是1901.5.15由新疆伊犁寄北京的俄国客邮封，贴俄国邮票14戈比，销伊犁俄国客邮局日戳。早期俄国在新疆客邮封十分罕见，其中不乏孤品甚至没有实寄封存世，此封寄到北京后又转托几家商号才最终送到天津的收件人手上，信封背而有“赠今觉会长赵世暹十五.八.六”字样。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大批人员涌入甘肃，一时造成粮食供应紧张，为缓解这种局面，1941年甘肃省政府和中国银行合作兴办了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而赵世暹则来到兰州出任该公司副理。赵世暹在兰期间，恰逢一些兰州集邮爱好者创办“金城邮票会”，赵世暹于是和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同事张用宾、姜锦春、戴礼轩一起加入了该邮票会，并担任监事一职。“金城邮票会”成立后每周日活动，1945年5月以后活动地点就在张用宾、戴礼轩、赵世暹任职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举行。在《金城邮刊》第二、三期合刊上，《永久会员题名》中赵世暹名例第四名。
赵世暹天生有着收藏的嗜好，其除了集邮之外，还广泛收集各种版本的书籍以及文史资料和名人手稿等。
邓隆是清代甘肃进士，他不仅是一位实业家，更是一位学者、诗人。同时还是一位考古学者和佛学家。他英年早逝后著作散轶。而当时在兰州的赵世暹则在市肆收集了一些邓氏的遗稿。学者、后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的张思温先生拟将邓隆的遗稿编印成书，他广为征集，在得知赵世暹收得邓著手稿多种。于是张思温就从赵世暹手中买到一些。其中在一本《追悼李临洮先生纪念品》一书卷首题记中记载，当年张思温向赵世暹要求转让邓隆的遗稿后，赵世暹也认为“斯之盛举，余图久之”，欣然“午后送去一部”。另外，还有一部分邓隆手稿赵世暹欲以张思温家藏《西夏文华严经》交换，因二人均是爱书之人，张不愿出手，只愿以现金购买，赵世暹则以“行李已打箱，日后从长计议”而委婉推脱。
1981年，有一次张思温在银川参加西夏学术讨论会时，一位北京的参会人士编辑的西夏文献目录，其中有藏于北京图书馆的邓隆著作数种。张思温感到很惊奇，于是就写信请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黄润华复制寄来一观。张思温看后，发现果真是邓隆的遗稿，分别为邓隆作于1926年的《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后》《书武威县感通塔碑后》三篇文章，而且上面钤盖有“浚仪”圆形阳文小印，从中可知这些都是赵世暹旧藏之物。“浚仪”原为洛阳浚仪县，大宋王朝第一位皇帝赵匡胤即诞生在这里。而江西南丰的赵世暹家族则奉秦王赵德芳为始祖，故有“浚仪”之说。
原来赵世暹在离开兰州后，其所携邓氏遗稿悉数被他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将私人之财变为公有之物，此乃功莫大焉。
赵世暹酷爱收集一些文献资料，对甘肃的地方志研究也颇有贡献。清代临洮人孙祖起（字时臣）著有一本《洮阳耆英纪略》，可是同治年间孙游幕于蜀中四川，所以他的一些手稿及后来所著书稿均留至四川，而甘肃却不见。1942年，赵世暹在成都发现原清代进士、曾任四川按察使的冯煦家旧藏有一本《洮阳耆英纪略》，遂借至兰州，并让甘肃参议会议长、方志学家张维（号鸿汀）过目。张维见后，甚喜，于是就令人抄录一本，并作校订记一篇，其中写到：“此志作于光绪初年，记述狄道人物，起乾隆至同治之变，耆旧行义，多有志乘所未载者，而陇中从无传本。江右赵敦甫以南通冯氏所藏写本相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