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忽必烈，正打算回去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见到前来觐见的高丽世子，大喜过望—他的汗位之争尚有诸多变数，高丽世子的觐见无异于承认了他蒙古大汗的地位。忽必烈高兴地对部下说：“高丽万里之国，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世子自来此，天意也。”
毫无疑问，这次觐见给忽必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扭转蒙古与高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不久，高丽王去世，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王倎回国即位，即高丽元宗。
后来，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采用汉制称帝，建国号为大元，以大都为首都。为了巩固高丽王室的地位，元宗又派世子王谌入元为质，并多次向元朝请求联姻。
在高丽做好援助元朝攻打日本的准备工作后，1274年，忽必烈以亲生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后封齐国公主）下嫁王谌。在高丽元宗去世后，元廷授予王谌“驸马高丽国王”的称号，让其归国即位，是为忠烈王。
忠烈王之后，元朝皇帝或亲王之女嫁与高丽国王，成为了一种例制。除忠穆王和忠定王在位时过于年幼之外，历任高丽国王都是元朝的驸马，忠肃王甚至前后迎娶了三位蒙古公主为妻。
按照约定，蒙古公主入嫁即被册封正宫王后，享有诸多特权，所生的儿子优先被立为世子。此外，高丽王位继承人需要送入元朝以蒙古人的方式长大成人后，方可归国。因此，后世近百年内的几代高丽王都深受蒙古及汉文化影响，以至出现了深谙儒家经典、情愿滞留元朝不愿回国的忠宣王，还有嗜好弓马、喜爱出猎、举止行为皆蒙古礼仪的忠惠王这样的高丽君主。
可以想见，在这种政治联姻中大多很难有真正的爱情存在。据记载，齐国公主出嫁时才16岁，而忠烈王已39岁，公主经常对其张口就骂，乃至棍棒相加，而忠烈王对公主却丝毫不敢得罪，只能暗自垂泪。
当然，忍让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从忠烈王与公主成婚后，原本对他蛮横无理的元朝使臣，开始变得彬彬有礼起来。忽必烈也欣然允诺了废除达鲁花赤监国的请求，还送还了侵占的两处领土。
为了表示对元朝的敬意，原本与中原汉族服式一致的高丽王室开始效仿蒙古。忠烈王的胡服发辫，曾令高丽百姓痛心不已。他后来还下令全高丽的服式都依照蒙古式样制作，以至于忽必烈闻讯后都十分惊讶：自己好像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通过联姻关系，元朝达到了控制高丽的目的，高丽也借助驸马王的身份保持了自己的主权。同时，高丽的影响也得以扩大，就连遥远的伊利汗国都知道大元有一个高丽驸马王。要知道，蒙古帝国军力所向披靡，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从未见过下嫁公主的先例。
“舅甥之好”的交流
在两国姻亲关系进入稳定期后，这种“舅甥之好”环境下的两国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除了蒙古文化对高丽社会的影响，高丽文化在元朝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起来。这与高丽向元朝大量进献女子这一不甚光彩又充满无奈的现象有关。
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高丽女子美名远扬，她们容貌秀丽，能歌善舞，充满异域风情，又性情柔顺，能吃苦耐劳。当然，这种印象的形成，也与最初高丽进贡的女子多为精挑细选有关。久而久之，整个元朝社会形成了对高丽女子的大量需求。上层贵族需要高丽女奴作为婢妾，下层士兵需要高丽女子进行安抚。
由此一来，高丽的贡女压力逐渐加大。1307年，高丽王廷下令，全国13岁至16岁的女子不得擅自出嫁，优先供元朝挑选。从1275年起的60多年里，高丽向元朝进献宗室女、贵族之女乃至贫民之女，仅正史记载就有50多次。
随着入元女子的增多，高丽文化在元代社会逐渐占有一席之地，高丽的衣冠服饰、音乐歌舞盛极一时。元朝末年，高丽女子在宫廷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宮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元顺帝时高丽女子奇氏得宠，最终成为正宫皇后。她为人聪慧狡诈，两个儿子先后成为北元皇帝，在元朝与高丽政坛影响颇大。
在民间，高丽语也开始流行，有诗云：“女儿未始会穿针，将去高丽学语音。教得新番鹧鸪曲，一声准拟直千金。”明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也有高丽妃，相传明成祖朱棣的生母可能就是一位高丽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