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以前，国家制度尚未定型，神宗时代的变法和大规模对夏战争，南宋时代长期与金、蒙古的战事，和平时期的政治设计难以满足战争需求，兼职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理手段，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总而言之，政治越稳定，事权合一的需求越低，兼职的形式也越规整，中央也更加倾向于以增设机构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于地方官员的兼职。
在两宋时期，不仅各级官员都有兼职，连当朝宰相也在所难免。宋代宰相兼政治类职务最常见且最多的是宰相兼中书、门下侍郎，其次，宰相还兼职留守官。三、宰相兼职的形式
1、宰相兼职监修
宋代宰相兼职监修国史、提举编修国史、实录、玉牒等史书，同时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等法典，容易凸显国家对于修史事务重要性的认知，同时宰相为显示自身才干，亦会尽早完成编修任务以获取皇帝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
故在宰相兼职修订史书与法典期间，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效亦十分显著。宰相兼职军事类职责主要是布防与应付前线战事，宰相不仅需商讨与参决作战策略，还需负责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其所担职责极其重要，也极为琐碎。
2、宰相兼职礼仪
宰相兼职礼仪类职务的职掌极为繁杂，在皇家丧礼与册礼活动中，为增重其事，常由宰相主持其事，皇家祭祀大礼中，也常出现宰相的身影，主要任务是伴随皇帝左右行大礼。
宋代宰相兼职礼仪类职务与帝王的文化偏向关联很大，在皇帝崇尚道教文化，注重祭祀活动时，常由宰相主持祭祀大典，并由宰相负责修建祭祀场所，书写碑文、颂文等。
在皇帝推崇佛家文化时，宰相需承担润色佛教经典文字的相关工作，同时在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时，常由宰相兼职护送至祭坛。
宰相兼职在宋代大致经历了开创、发展、逐渐完善走向成熟的演变历程。不过在权相蔡京、秦桧等人野心膨胀和徽宗、高宗、孝宗等人对相权把控失当的背景下，导致北宋末年、南宋年间宰相通过兼职横揽了国家行政、财政与军政大权，造成了相权的庞大。
四、宋朝兼职出现对皇权的利弊
1、兼职提高办事效率
两宋时期官员兼职有许多积极方面的意义。中央政府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从而提高行政的精确性，监司互察法的创设就是其代表。减少信息传递和执行成本，提高效率，由于多个政府机构的并立，倘若信息交流不畅，也会对职能部门造成困扰。
在和平状态下，通过牺牲一定的行政效率保持对地方的控制力，是中央政府的天然倾向，这当然无可厚非。
2、兼职的现象脱离皇权的掌控
随着路级监司地方化倾向的加强，中央所能掌握的地方信息随之减少，路级官员的兼职更强化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于是中央不得不以特派专使的形式保证对地方的掌控。
宋代的监司，既是地方的行政官员，又肩负着监察一路的重任，本身即具有较重的政治任务，例如，为了防止监司端坐治所，规定了以“巡历”为主的监察地方的模式。
熙宁年间，就因为巡历的期限太短，而有将淮南、陕西等五路分路的举措，以减轻监司的负担，该制度设计较为合理，因而得到长期执行。但如果监司兼职过多，既要处理繁冗的政事，又要在各处巡历监察，则未免有力不从心。
到了南宋后期，路级官员的兼职数量大增，无论是兼郡、监帅互兼或兼高层机构的兼职，都给实际任职的官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因职事难以兼顾而请求免去兼职的事例多不胜举，以强调职事为目的的兼职，恐怕也容易沦为空谈。机构的精简使地方权力膨胀，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最终对中央集权造成损害。
无论是上到宰相，下到各路官员，两宋时期兼职这种特殊的政府行政是长期大量存在的现象。当我们发现南宋的兼职多过北宋，南宋初和宋末的兼职现象多于南宋中期；整个两宋时期，战时兼职多过和平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