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建、泰始，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纳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借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及太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剿。
——《文选》卷五〇 沈约《宋书•恩幸传论》
刘宋孝建、泰始年间，皇帝独握天下大权，百官形同虚设，权力从不给外人。但是，刑法、政务纷繁复杂，从常理来说，一人肯定难以兼通，于是皇帝将自己的耳闻目视之事，都归之于亲幸之臣。赏罚是为政的关键，是国政的权衡，可是，出宣政令、汇纳奏章之事，却全由亲幸之臣掌握，于是，士人为了巴结、奉迎权幸之臣，争先恐后，车迹交叠，如同辐凑。国君以为，这些亲幸之臣身份卑贱、地位低下，所掌之权不会太重，却不知社鼠凭神庙而尊贵，狐狸借老虎而施威，亲幸之臣在朝廷（外廷）无胁逼国君的疑忌，在内廷却又有专擅权力的能力。他们的权势能使天下倾斜，而国君却不了解这一切,他们朋比为党，政事全靠贿赂完成。……到刘宋明帝末年，国运由盛而衰，那些邀权徼幸之徒，忌惮于皇族和外戚，欲使年幼的皇帝孤立无援，自己长久地窃取国家大权，于是他们虚构罪名，刻意制造祸端，以致于明帝诸弟、宗室诸王，都相继遭遇杀戮。
本文是沈约《宋书•恩幸传》的论语。恩幸之臣，主要指那些出身低微、全靠皇帝宠幸而得势的人。从沈约记载来看，戴法兴、戴明宝、徐爰、阮佃夫、寿寂之、于天宝、李道儿等，他们出身寒微，按当时的制度来说，是不可能身登高位、掌握大权的，可是，凭借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的恩宠，他们或位极人臣，或手操生杀大权，显赫一时。不过，就时人的评价而言，他们大多是千夫所指的对象，以致于被安置了一个特定的称谓——“恩幸”。
不可否认，这些恩幸之臣，确实有其严重膨胀、腐朽的一面，值得批判。用沈约的话来说，就是“鼠凭社贵，狐借虎威”，即他们本身能力不足，全凭皇帝的恩威；同时，天下人对他们“方涂结轨，辐凑同奔”，都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见恩幸之臣；而且，他们搅和是非，还怂恿宋明帝刘彧大肆地、斩草除根地杀戮孝武帝刘骏的亲属和后人。这些罪过，把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也难以洗白了。
但是，历史地看，南朝恩幸群体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孝武帝刘骏有一个创举——首设“典签”之职。其本意是以皇帝身边的亲幸之臣出任年幼宗王的助手，辅助处理文书、办理事务，但事实的发展是，典签们完全承皇帝之命，不仅监督宗王、汇报情况，而且只手遮天、为所欲为，有时还欺负宗王，宗王也只能忍气吞声。于是，典签就成了寒人专权跋扈的典型。由此而后，恩幸王道隆、阮佃夫居然能专顾命大臣之权柄，甚至阴谋废立皇帝，这应该是恩幸权力的顶峰。
问题是，当寒族出身的恩幸专权时，贵族子弟都干嘛去了？他们不是向来都权力不假外人吗？难道他们甘愿被恩幸专权吗？非也。其根本原因应是贵族子弟的腐朽无能。九品中正制为贵族世代相续地坐拥高位提供了法理依据，但是，经历了两百多年发展之后，贵族子弟越来越腐朽、越来越无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士庶天隔的情况，导致了寒族子弟进阶无门，即便他们以军功而登高位，也还是摆脱不了被鄙视的窘境。应该说，自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其腐朽特质越来越明显。于是，功名心极强而有能力的寒族子弟，便必然地应时而起，所以，典签、恩幸之臣的出现，其实也是南朝寒人兴起的表徵，尽管这个表徵在当时被千夫所指。而当以恩幸为代表的南朝寒人兴起时，南朝社会阶层的转化时刻已经到来，世族子弟高高在上、专权专威的时代必将退出，六朝贵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行将到来。
由南朝社会的士庶天隔来看，当社会阶层固化时，必然意味着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定向化，也意味着社会的病态。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明扬幽仄，唯才是与”（沈约语），如汉代谋臣娄敬出身戍卒，宰相公孙弘在家放猪时被推为文学，著名的军事将领卫青出身奴隶，陈琳更是辛辣挖苦曹操之人，他们有才即用，不拘一格。这样的社会，才会不断涌现优秀人才，才会形成机会分布广泛、人才全面成长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因而会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