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诡使》：“私学成群，谓之师徒。”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教师逐渐成为一种职业，进而产生了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并列的师徒关系。这种有着鲜明特色的师徒授受关系，也成为中国古代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师若父
在中国古代以伦理教化为先的礼制社会里，尊师重道的理念深入人心，教师的社会地位极高，以致于与天、地、君、亲并列。《荀子 · 大略》：“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并贱师而轻傅。”直接将教师与国家的兴衰成败联系了起来。在这种大兴“师道尊严”的社会大环境下，“师”就等于“社会伦理”的“父”。汉代马融即曾注解：“先生谓父兄”。清梁同书在《直语补正》中也指出，“大夫致仕为父师，士致仕为少师，教乡闾子弟。雷次宗云：学生事师，虽无服，有父兄之恩，故称弟子云云。”
一方面，弟子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待老师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事无巨细。另一方面，弟子的“事师若父”也体现在老师的丧礼上。《礼记 · 檀弓》明确提出：“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在我国古代，弟子在老师去世后服三年丧的做法非常普遍。《史记 · 孔子世家》：（孔子去世后）“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袂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爱生如子
学生尊重老师，老师对弟子也同样有着父爱的情怀。《论语 · 先进》：颜渊去世，孔子“哭之恸”。《晋书 · 儒林列传》则记述了两晋时期的徐苗，“门生亡于家，即敛于讲堂。”——从万世师表的孔子，到两晋时期的一介普通教师，都能与学生同俯仰，共进退，不是父子而胜似父子。老师对于弟子的“爱”与“护”，不仅是对“事师若父”伦常的回馈，更是教师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以及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表率与垂范。
言传身教
古代私学中，教师、弟子朝夕相处的“从游”教育模式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从知识传授到自身德行，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从游”重在“言传身教”，弟子们与老师日日相随，在耳濡目染中不断地“体道”、“悟道”。
教学相长
古代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对于“徒”而言，是在家族式的生活情境中一边获取知识，一边修养品行；对于“师”来说，也能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时时观察学生言行，对学生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做到因材施教。
关键还有一点：这种“近身”式教学蕴含着“平等”的师徒关系，令师徒之间能够做到“教学相长”。
《论语 · 述而》中，孔子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韩愈在《师说》中也直接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故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老师也在处处地严格要求自己，以更好地教育学生。
首先，老师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的表率，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次，要求教师应德艺双馨。《论语 · 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最后，还要讲究教学方法。孟子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当然，中国古代“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容易造成学术上的一家之言，阻碍了学术的兼容和创新——这是我们今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过程中需要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