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则芬因此在《元史新讲》中说到：“元代戎行数量比其他朝代少，又因承平日久，到了末年，现已丧失了战斗力。顺帝至正间，各地的戡乱战争不分南北，全赖当地公民主动安排及政府召唤征募的义师替朝廷卖力。”
别的，元末殉难的儒士也很壮烈，如江西行省参政刘鹗，被反元义师捉拿后，宁死不降，绝食六日而亡，还写下绝笔诗昭著后人：“生为元朝臣，死为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
另一文士王翰回绝朱元璋的招安，宣称“义不仕二姓”，自杀身亡。
即便没有做出殉难行为的名儒，由于留恋和思念元朝，也多不肯出仕新朝，如李祁、郑玉、陈亮、戴良等等。
说了这么多，有人会问，元朝的“宽政”到底会“宽”到什么程度呢？
仍是举个例吧。
最能反映元朝“宽政”的，无非在于其对刑法的情绪。
元世祖忽必烈从前说：“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朕治全国，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一再，果实然后罪之。”
即元朝的法令原则是“慎刑”、“慎杀”。
怎样“慎杀”法呢？
一句话，元朝的死刑犯，累经各级衙门审断后，很少有可以履行的！
叶子奇的《草木子》曾描讲述：“全国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皆老死于囹圄”，以致于“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
这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肯定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元史刑法志》感叹说：“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所以，比如“初夜权”、“杀头胎”、“杀汉人赔头驴”、“三等汉”之类奇谈怪论，其实都是后人臆想出来的，并不存在。
话说回来，元朝为什么会呈现“宽政”呢？
首要与草原旧制有联系。
蒙古草原旧制本来的管理准则是很简单的，进据华夏后，既缺少全面体系的社会经济政策，也缺少足够且合格的吏治人才，所以元朝帝王就爽性做甩手掌柜，不问政事，交由“家臣治国”，终究导致吏治不清、反贪无力、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宽松。
现在许多人之所以会感到元朝控制漆黑，首要是明中叶今后，明朝长时间面对“北虏”之患，尤其在“土木堡之变”迸发后，明人对蒙古人愈加敌视和仇视，就不断地对元朝及蒙古人进行竭尽全力的黑化、乃至妖魔化。
明亡后，清朝控制者对公民的压榨和役使十分过火。而清朝控制者和元朝控制者有总共同点——都是由关外杀进来的少数民族。
所以，人们在议论元朝的时分，会想当然地把清朝实施过的暴政嫁接到了元朝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