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学创造来看，乾隆顶多便是写不出什么传世之诗算了，只需有心，人人都可以写诗；问题是，不明白就不要装懂。乾隆最让后世文史研究者恨得牙痒痒的，是于对待古文物的方法真实太胡来啦！
乾隆自诩风流，酷爱搜藏书画。搜藏书画当然不是坏事，但乾隆却认为“这些书画都是我的，我爱怎样就怎样”，经常对着它们便是一阵胡乱涂鸦，但凡他喜爱的，不管多宝贵、多有文史或艺术价值，通通都盖上他的赤色大印章，无一幸免。
据《乾隆宝薮》记载，乾隆有一千多枚印章，形状各异其趣，印面汉满蒙文皆有，称谓则有正名、奶名、皇帝、某某后代等等。艺术品就像是乾隆的试印纸相同，盖一次不行，非得把画面盖得满满满才行。
为什么乾隆会不断对书画“伸出魔爪”呢？这种盖印的做法称为“落款”，跟古代赏识书画的方法有关。曾经的人若觉得一件书画著作很漂亮，会在著作的结尾留下自己的选拔（大致上来说，便是“读后感触”），再盖上自己的印章（跟“按赞”有多半七像）。不过为了不损坏画面原有的美感，所以鉴赏者很少题字，即使有，也仅仅简略的几个小字。印章就更考究了，可不是随意的路人甲都能盖，有必要是当朝较闻名的人物；盖章的方位也要细心考虑，以烘托书画著作的美感为主，千万不能抢走风头。
我国书画一贯考究留白，寻求的是“言外之意，言外之意”，假如太急切地表达赞赏，画面的美感反而会被钤印和文字损坏。前面说到的宋徽宗为了避免文字和印章损坏图像美感，发明晰“宣和裱”，大幅提升了装裱的水准，在书画著作上下或两旁加上名为“隔水”的纸张，并规则题签和钤印的方位，让我们评论、盖章时不至于损坏画面。
不过，相较于注重全体美感的宋徽宗，威武霸气的乾隆才不管这些。凡全国皆为自己一切，戋戋文物算什么东西？满是我的烘托品！
历史上知名的“文物损坏狂”
乾隆简直把我国其时一切具价值性的古文物悉数收集到手，但本来清雅的著作遭到他的那些印玺的搅扰，变得难以赏识，也感触不到审美的愉悦，变盖得暮气沉沉的。曾经我曾购买过苏轼《寒食帖》的复制品，内容当然令人动容，但一旁明显的大赤色印章，却多少打乱了文字自身妄图传达的心情。
不过《寒食帖》只能算是“小儿科”，在乾隆收集的各项文物中还不是最糟的，王羲之才是苦主中的苦主。在乾隆的保藏中，有三件被他视为希世瑰宝，而这“三希”之首，便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由于他太喜爱了，在位数十年间留下许多题跋和钤印，乃至命臣子于其上题字、作画，多达七十多处。卷首便是乾隆的题诗，一题便是五首；写完还不满意，在画面上方写了个大大的“神”字。在他心里，没有比《快雪时晴帖》更神的书画著作。
快雪时晴帖
公私分明，乾隆自己的字适当有滋味，特别是行书，雍容大方、霸气十足，但他的特性真实过于张狂，就像一头永不饱足的狮子，拚了命想宣示自己的一切权，在古今文物上题字留名；但凡自己喜爱的，通通不放过。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人称做“山水画榜首神品”“画中之兰亭”，想当然耳，自诩艺术评鉴高手的乾隆才不会忘掉它呢。说起《富春山居图》，其实是一幅历经劫难的著作。曾有一位富豪由于太喜爱这幅著作，在自己病死前动了要它陪葬的主意，竟将它丢进火炉，好在一旁的人手疾眼快，敏捷把画卷抢救出来；救是救到了，但整幅画却因而一分为二。
虽然成了残卷，但由于《富春山居图》的名声过分嘹亮，后世的仿作也不少。乾隆为了找寻此图，花费许多心力，最终总算收集到两幅差不多的《富春山居图》；没想到到了关键时刻，乾隆竟把真的视为假的，而把假的视为真的，把真迹放进仓库里萧瑟，却对贗品爱不释手，将它归为上等品，连六次下江南也带在身边，并在上面再三留下题字钤印，共多达五十五处，鳞次栉比地满布于山巅树梢，把画卷弄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后来真实无从着笔了，才依依不舍地在画末题上“今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