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详尽做学问
为研讨而保藏，以保藏促研讨，是容庚保藏之路的行进动力。
踏入展厅，两册摊开的容庚编写的《金文编》手稿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金文研讨范畴的工具书，《金文编》创始了金文字编的编纂编制，取舍谨慎。1922年，甲骨学者罗振玉看过《金文编》初稿后，称容庚“治古金文，可造就也”。该书出书后，容庚不断对其进行校补。年近九旬之时，他仍然在帮手的帮忙下为此书增订第四版。经过手稿上写有修订定见的笔记纸条，人们得以近距离感触这位古文字学家的认真详尽与研讨精力。
不远处，栾书缶器身上的错金铭文熠熠生辉。关于这件青铜器，容庚曾在日记中写道，此缶“古今所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全部矣”。容庚斥巨资购得栾书缶后，对其铭文、时代、国别等进行了深化考证。在保藏与研讨进程中，容庚凭仗谨慎的治学精力，不断去伪存真、沙里淘金，为学术界留下了一批详实可信的研讨材料。
容庚在诗篇、书画、篆刻等范畴亦有所建树。此次展览展出的《论列朝诗篇与明诗综》《飞白考》《颂斋藏印》等文稿，正是容庚多方面学术成果的缩影。
容庚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教育家。他与商承祚一起创立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讨室。1962年，为改编《商周彝器通考》，容庚与帮手一同到各地收集新出土文物材料，不仅为青铜器研讨供给了名贵的一手材料，也训练和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
《 公民日报 》(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25日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