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和平兴国六年（931年），太宗的长侄德昭已于前两年被虐待自杀，次侄德芳也不明不白地已在当年暴死，这样，可以做太祖合法的承继人和做“金匮之盟”反证的人，都已根除。到这时，狼狈为奸的赵普才假惺惺地出来，说出早年曾有杜太后的遗言，一起，太宗才“并发金匮”、“遂大感悟”。赵普不光未曾遭到躲藏如此重要文件的责罚，反而升官晋爵，“拜司徒兼侍中”。太宗和赵普如此含糊的状况，正反映了“金匮之盟”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东西。
咱们再从“金匮之盟”最早的史源来看，也有许多缝隙。
该盟文已然是太祖在位时有关承继人选的重要文件，关于太宗即位有利，应该记载在太宗时初修、真宗时重修的《太祖实录》中。《宋太祖实录》现在虽早已失传，可在北宋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是看过的，李焘在他书中作证过，指出《太祖实录》中并没有记载“金匮之盟”这件事，他说：
“顾命，大事也，而（太祖）实录及（三朝）国史皆不能记，可不吝哉，”
这实在是很古怪的问题。莫非太宗即位后，连自己能继统的重要法则依据的“金匮之盟”也丢掉不要，不去刊载在初修的《太祖实录》上面吗？这更足以证明“金匮之盟”纯是——个假造的文件，所以无法经过史馆而收入实录之中。
更古怪的是，《太祖实录》原有两种簿本，一是太宗时初修的旧录，另一是真宗时重修的新录。咱们从上引李焘的证明中，又知旧录中底子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一事；而到新录中又联想起来把它记上一笔，但是改称杜太后立遗言时，除太祖、赵普外，还有太宗光义在场，李焘作证说：“史正，新录称太宗亦入受顾命。”假设赵光义真的也参预杜太后立遗言事，那更好了，哪有太宗之子真宗即位后还不把“金匮之盟”发布而载诸《太祖实录》（新修的）之理？这种前后的对立，真叫人啼笑皆非。
还有，到和平兴国六年时，赵普和宋太宗又在演双簧戏，李焘记载：
“太宗初疑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所书，乃豁然。”
李焘关于“太祖曾参预太后顾命事”和赵普在和平兴国六年上书自诉前曾参预“金匮之盟”之事自相对立一节提出疑问： “若同于床下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俟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可见假的便是假的，其成果必定前后对立，自打嘴巴。
最终从太宗即位后的所作所为，也可否定“金匮之盟”的存在。
太宗继位成功今后，关于已死的哥哥抱敌视情绪的当地也许多，如改宋朝改元的常规，太宗今后十四代，每当新君即位，都于即位后的次年才改元，以标明对先君的敬重，只要唐高宗在紊乱中继位破例。但是独有宋太宗于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即位，在当年即改元为和平兴国元年，而这正是五代时期改朝换代沿用的旧习。所以太宗未逾年就改元，并非小事，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太宗的继位，已然由于篡权夺位，并无法则依据，天然渐为世人所知，引起不服。和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伐辽，征幽州，军中有人计划谋立太祖儿子德昭，太宗知道后十分不高兴，因而对德昭加以虐待，使其自杀；和平兴国六年（981年），太祖次子德芳也无故而死。这莫非是太宗承受他哥哥遵循杜太后的遗言顺畅地传坐落他应有的吗？不仅如此，凡皇族中或许被拥立的亲属，都被他逐个剪除，除其二侄德昭、德芳已加害致死外，还用赵普之计，加罪于其胞弟廷美（光美）。到雍熙元年（984年），廷美也担忧而死。
综上所述，咱们不难判定， “金匮之盟”这个千秋疑案，应该完全推翻，由于它是赵普协助宋太宗赵光义夺权篡位假造的捕风捉影的秘密文件，底子不存在什么真的“金匮之盟”。
